如题所述
清王朝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一切都集中发生在乾隆年间。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时期的经济繁荣、四境安定、承平鼎盛和“富有四海”，乾隆也是有着一份功劳的。
然而到了乾隆统治的中后期，随着盛世的来临，朝廷上下富而忘源、富不思进。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之风大大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放弃了从政初期那种勤政的精神。
乾隆好大喜功，大兵大役，征调无穷，穷兵默武，终朝兵事不断，旷日持久。几十年马不停蹄的征战，仅军费开支一项，就高达2亿两白银；尤其对缅甸、安南和金川之役，征调频繁，断送了无数人的性命，也耗费掉大量的积蓄，每岁全国租赋，除官兵俸饷外，所余仅200余万两，远不够备水旱赈灾之用。
乾隆后期，沉湎于奢靡，对朝政漠不关心，不仅不听规谏，反而包庇贪官污吏，一味粉饰太平。最为典型的是宠信和珅，和珅充任军机大臣以后，极力逢迎邀宠，营私结党以固权势。他在六部衙门及各省督抚大员中安插亲信，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
清王朝中衰的再一个原因是武功的腐化。康熙平定三藩时，八旗兵军纪已懈。八旗兵久不操练，箭射不住马骑不稳。乾隆皇帝检阅军队，看到的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情景。后来，朝廷每遇战事，均依靠绿营，但绿营也随着社会风气而腐化。绿营军将领们争置田产，克扣军饷，一遇战事，立即溃逃。军纪败坏，达到顶点。
清初简洁高效的国家机构也走向涣散。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接踵而来的便是财政空亏、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国势减弱的惨败景象。
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珅开刀，抄家以补国用。康乾盛世期间，清朝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库日益充裕，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国库积储8182万余两。但自从嘉庆以后，财政状况一步步恶化，嘉庆元年(1796年)存5658万两，嘉庆三年存银锐减到1918万余两，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国库存银未能超过3000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存银又减少到896万余两，咸丰三年(1853年)，又减少到11万余两。至咸丰八年(1858年)库存只剩下5万余两。国家财政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农村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官僚地主“膏腴万顷”，贫苦农民无立锥之地。贫苦百姓本来就生计维艰，常有冻馁之虞，但大商人、大地主以高利贷剥夺他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就连少数民族地区也“往往收获毕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
官僚、贵族、地方、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反抗和起义不断发生。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亿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
在此之后，清王朝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社会动乱的土壤依然存在，清政府政治更加黑暗腐败，军事日益涣散无力，衰落的清王朝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专制腐败、老朽无力的清王朝在鸦片泛滥的毒害和白银外流的吸血作用下，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次侵略掠夺下，在腐败衰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终被推翻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