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环境税的意义

环境税（Environmental Taxation），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 Taxation）、绿色税（Green Tax），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从非环境角度看，如果原有税制结构不是最优的话，那么环境税的开征也许可以减轻税制的整体负担。关键在于要促使税制沿最优化方向改革发展。 　　1.对生产投入要素的影响。自然环境属于公共消费品，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用于生产的公共投入品。比如：一个更好的空气和土壤环境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而一个低污染环境可能提高人的身心健康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劳动力生产要素。而环境税的征收，在为治理环境污染、开展环境保护筹集了一笔专门性收入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土地要素等的投入质量，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和现有税制的互补效应。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可能存在环境质量这一公共产品的过量供给，但又不能像私人产品那样得到必要的补偿。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而言，可能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而政府对环境质量的提供又是同一的，于是低收入者就获得了更高的效用满足而不必为之支付更多的费用。就此而言，一个较高的环境税是对一个低累进税制的有效补充，它实际上是弱化了税制对劳动的扭曲作用，因为它对劳动征收的边际税率实际上是降低了，是在激励人们提供更多的劳动。 　　3.对增加社会就业的影响。欧洲各国征收环境税的最初考虑是为了增加就业。政府可以通过高额的环境税弥补工人的实际收入损失，因为环境税和对劳动的课税不同，不仅劳动者而且非劳动者的收入也要负担环境税，政府把来自于那些非劳动者的征收所得向全体劳动者做了再分配。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应增加。所以，一个更好的环境质量是和更高水平的就业量相伴的。 　　4.税负在不同收入者间的再分配。欧洲对倍加红利的关注导源于大量的自然性失业的存在。但环境税对失业者和就业者的影响有什么不同？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失业者并没有从降低对劳动所征税收中受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项税收负担，因此，环境税实际上是把税收负担从就业者转嫁到了失业者头上。由于税收制度、社会保障金、价格补贴收入等的交互作用使得低劳动技能者所面临的有效税率特别的高，于是税收负担又从高劳动技能者转嫁到了低劳动技能者。 　　5.环境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由于环境税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的技能，以便在税负转嫁中处于有利地位，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环境税对污染的惩罚性措施强迫企业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主动享有环境税的优惠措施；原有的税制不是一个最优的税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税制的分配效应，而环境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公平原则的实施，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6.其他。环境税可以通过降低原有税制的扭曲效应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政府出于公平分配的考虑不会单纯地以提高税制的有效性为目标。实际上，分配问题是倍加红利的核心所在。如果不考虑分配因素，也就无所谓税制的扭曲作用了，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比例税的征收来满足他们的收入需要。比如：对非劳动的高收入者而言，如果他们为污染消费支付了很高的税负，但却没有从较低的劳动税收收入或者更高的名义转移中得到相应的补偿，可能会引起他们的逆向选择，抑制他们的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