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17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清·高鼎 《村居》
一 学校概况
95年春到99年夏，总共四年半光景，我在邻村的桃树掌小学度过，比起当时在家干农活，读书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所以我的小学生活也可以用“惬意”这个词来形容。
在桃树掌读小学期间，我没有见过学校及周围有一株桃树。离学校最近的有一台碾子，一台石磨，还有一家小卖部和一些杨树。最原始的碾米这事儿是那个时候见过。碾子一直不大被人问津，石磨被附近一家贫穷而多子的村民私用，小卖部后来搬到另外一家比较富裕的村民的院子。
土柸墙将学校围成一个长方形，一孔简单的门楼上面悬挂着“桃李满天下”五个掉了油漆的红色大字，左右各挂一个陈旧的木头牌子分别写有“桃树掌村委会”，“桃树掌小学”黑色大字。第一次跟堂哥来报名的时候，觉得这个普通的大门很是气派，尤其“桃李满天下”这几个字。虽然这几个字在我踏进这个大门前父亲教我识记过，但我并不清楚它的意思，还以为跟桃树掌这个村子的名字有关。进入大门，门边有一块黑板，黑板上记录各个年级的课程表。院子中间位置有三栋土墙瓦房，左边一栋三间各20来平米，属于村部，前面靠墙栽着一排杨树；中间的那栋三间各50平米左右，是教室，这一栋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有两架篮球架；右边的三间各20来平米，是教师的办公室和休息室，前面有几株小杨树。教室与村部中间有一口水窖，教室与教师办公室中间有一座小花园，中央是国旗，花园后面有一块黑板，用来办板报。最后面的墙上有几口窑洞，教师办公室后面的那间是教师的灶房，小花园后面的是储藏室，教室和村部后面的窑洞没有门，堆些柴禾，供教师做饭烧炕用。后墙崖上长着几棵枣树。学校墙外边，左边是女厕所，右边是二分菜地，菜地右下角是男厕所。学校的布局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这样。
在三年级的堂哥的带领下，我背起母亲用小布片拼起来的花书包第一次走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书包里装着两个白面馒头，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两个32开的本子（一个数学本，一个汉语拼音本），另外有一本母亲用麻线绳子装订的演草本，演草本其实是父亲收集来的别人的旧作业而已，别人写了正面，母亲装订之后，我写反面。当时的报名费的是7块钱，父亲交给堂哥，堂哥把自己的和我的一并交给学校。上学要经过五爷家门口，他家有一条花狗，刚开始的前两周，那条狗都会在我和堂哥来去学校的路上冲着我狂吠，第一次最厉害了，像是要把我撕扯地吃了一样，堂哥一面护着我，一面用他的黑馍馍哄着狗，我们总算过去了。因为有堂哥，进入学校的一切都很顺利，我进入了预备生班，和五年级学生共用一间村部的房子。我初入校门的第一天午饭时间， 堂哥问我要吃馒头，我只给他掰了半个，回家后告诉妈妈说，堂哥把自己的黑馍馍喂狗了却要吃我的白馒头呢。后来这件事情成了我们周围人和亲戚中间流传的笑话，说我是个“吝啬的丫头”。一周之后，父亲才从表姐那里要回了堂哥用过的那两本已经没有封皮的语文和数学课本，不过，这已经好多了，因为班上的20来个预备生中间，一部分学生没有书，一部分学生的书已经散页或者从中间断掉了。我第一次体会自己比别人“富有”的快乐。
学校的到校时间随季节而定，夏季是早上8点，中午休息两个小时，，春秋季早上9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冬季早上10点，中午休息20分钟，放学时间基本控制在4点到4点半之间。午休期间，春夏秋三季学校周边的学生可以回家，而家距离学校超过三里路的学生都一律留校，我家距离学校有7里半，所以只能留校，早上背够一天的吃粮，天气热的时候还要带水。
早上到校之后都会念一段时间的书，其实按照现在的观点去看，应该是“唱书”。不分年级也不分地点，只要是在学校周围，拿着那本语文课本，就摇头晃脑地开始“唱”起来，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偶尔也会是一二十个人一大堆，但也不排除“独唱”，或站或坐，或走或蹲，大家都“唱”得兴致勃勃。如果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那这所小学确实是个最美丽的大花园，那些红扑扑的小脸上挂着感冒时或天气太冷时的鼻涕，挂着害怕迟到而奔跑留下的汗渍，也有可能挂着母亲从被窝里揪出来时揍下的两行眼泪，但是一旦加入这“唱书”的行列，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唱书的形式，一般可以分为是照着书唱，合着书唱，不拿书唱。学校对于迟到学生的惩罚也是形态各异，有时候是打扫院子，有时候是打扫教师的办公室，也有站立的， 但对于迟到的次数太多或者第一天逃学了学生有一个奇葩的惩罚方式：两脚打开与肩同宽，把书放在两脚之间或是前方，双手垂到脚尖，同时腿必须站直，然后加入全校的“唱书”活动中。
不论是怎样的唱法，低年级的学生永远都羡慕高年级的学生的内容丰富多彩，偶尔也会跟着胡唱两句。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阳光照在一位高年级姐姐的脸上，她正好带着笑容，漏出两个圆圆的酒窝，唱着那一首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天早上的景色是回忆里最美好的部分，她念书（其实也是“唱书”）的声音不亚于那个时代那个封闭乡村里的皮影戏，也不亚于富有人家录音机里吱吱呀呀的流行歌曲，还有她带着酒窝的笑容，把花朵都比下去了，甚至和阳光一样明媚。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也不明白这首诗到底是哪几个字，况且我当时记下的是这样的谐音“草长莺飞二月天，我的杨柳在春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乘东风放ziyuan”。我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的杨柳”会“在春园”，春园是什么地方啊？我更理解不了乘着东风放的“zhiyuan"是什么东西。毕竟对于散学回家后的我来说，要放的除了毛驴，就是绵羊和山羊，再有就是“放雀儿”——大人批评我们小孩子的话，是在喂鸡喂猪的时候粗心大意让麻雀和喜鹊来吃了鸡食和猪食。所以，我参悟不透“zhiyuan”是什么鬼东西，问堂哥，他总是笑者说“有本事你自己念到那个年级啊，到时候你肯定就知道了”。
可惜的是我永远失去了在这所小学念上那一句诗的机会。不是我笨得升不了级，而是从我所在的那一届的一年级起，小学课本被改写了，而这一首诗也移除了小学课本。堂哥那样的回答也让我不再去问别人。但这首诗给我送来的鼓励和怀念，远远高过了它本身的意义。从开始听到这首诗起，我一直都想成为能美妙地去读书的“姐姐”，这也促使我在整个读书生涯中卯足了劲儿，尤其整个小学，考试成绩几乎没有失去过第一。而为了弄清楚这首好听的诗，我竟然从小学一路念到了大学，在那个“通信靠吼，交通靠走”的地方和年代，我自认为它出自唐朝的某一位高人，所以在考上高中来到了有书店的县城之后，我就是利用闲暇去各个书店里找唐诗——《全唐诗》，《唐诗300首》，《唐诗500首》......，几乎翻遍了整个县城的图书馆，还是没有找到。
二 课堂教学
学校里起初只有三位老师，实行复式班教学，一个教室里分坐两个年级的学生。校长带预五班（预备生和五年级的复式班），一位老师带一三班（一年级和三年级班），另外一位老师带二四班（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复式班），每个班的老师除了当班主任还要承包学生的全部课程，语文，数学这两门课程每天各两节，社会、自然、大小楷（三年级开始学习）、思想品德这些课各一周一节，音乐，美术，体育各一周两节。每节课45分钟，前半节课给高年级学生上，后半节课给低年级学生上。那时候的所有课程老师都是按照教材要求完成任务的（除了体育和音乐，因为没有教材）。
预备生的时候，我羡慕五年级的学生，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坐一张两斗桌、我们预备生只能三四个挤一张烂条桌，而是他们可以拿钢笔写作业，而且作业本是16开纸张，比我们的大好多，钢笔写的字颜色也比铅笔写的好看，尽管那个时候用的都是拿着自己冲泡的墨水去写，甚至有的学生钢笔坏了，不得不用一种当地人叫做“马茹”的植物的茎秆来做个“土著”钢笔——把“马茹”茎秆里的芯子掏空，塞上棉花，一端削成笔尖状，用来与纸张亲吻，另一端可以用坏了钢笔“肠子”衔接，用来装墨水，当时学生们用的墨水（墨汁）几乎都是用墨水精（墨汁精）冲泡而成，有些家长为了节省会将墨水冲泡得很淡。但不论怎样，我依然羡慕那书写在16开纸上的墨水痕迹，以至于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写坏了而撕掉的作业纸都被我捡拾起来，捋展，再从中间对折，小心翼翼的夹到课本里，老师让大家默写的时候才会在那上面一笔一画的写好该默写的内容。
而这种我收藏的作业纸老会在期中、期末考试时帮我大忙。老师给我们发了16开大的白纸，让我们参加考试，只是教大家竖着从中间对折之后开始抄题，而我正好将收集的作业纸平铺在白纸的底下，再加上我平时的用功，考试分数可人的同时也让我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学习段，不在待在预五班，而是去一三班，上一年级。
那些年代，留在我心中关于课堂的记忆基本上所剩无几，但有两节课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节课是三年级的时候，当年谢老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一身运动装，在90年代的农村，那是相当帅气了，更吸引人的是他乌黑的头发三七分的飘在始终挂着微笑的眼睛上方，颜值就这样先入为主的吸引了我的学习兴趣，后来的教学可想而知，一样的课文经这他一读，即使不讲，也淌进咱的心窝子，组词造句规范严谨，日记（当时天天练习的小作文）点评也是出神入化，课堂教学更是信手拈来。如今记忆尤深的是他面对三年级的我们在讲台上抑扬顿挫的背诵《琵琶行》，现在每每看到这篇文章，我都自觉地闭起眼睛来回温当时他朗读的神韵，尤其那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一个雷阵雨的下午被他提出来讲了，我第一次发现雨声原来如此美妙，琵琶可以弹奏出雨声和悄悄话（在90年代的农村压根儿就没有琵琶，只能想象它是一种类似于笛子、唢呐一样的乐器）。而那个会生产横扫校园黄泥流的大雨，被谢老带着我们听成了“琵琶”演奏会，连从破瓦片滴到课桌上的雨水，都成了美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对三年级的孩子，这教育不光完成了语文情境教学，更完成了美学入门教育。在那一刻，我们面前有一道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豁然开朗。
一节课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总共十个左右的孩子，放在花园后面的一孔窑洞里，当时带我们四年级的是韩凤琪老师。某天早上他家里有事儿到校迟了些，校长来通知我们自己上自习然后就去给他带的班级上课去了。我们见校长走了，就开始准备七嘴八舌说起闲话来。不一会儿有人提议，咱们要不把这一节课上了吧，接着就商量着谁来给大家上课。最后决定让梁亮亮给我们讲，原因是他的字写得很棒，经常办板报，还经常帮韩老师给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写封皮。他笑嘻嘻地走上讲台，学着韩老师的样子，向最后一排的男生扔了一小截粉笔，然后开始讲课，课堂内容早已经忘记了，但是他中间停顿时的局促和我们下面的鼓励记忆犹新，他局促地脸都憋红了，我们说“别紧张，慢慢来“”，他居然说，“不是紧张，你让我调整一下语气，怎么更像韩老师”。我们一阵哄堂大笑，这惹来了隔壁班的老师，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再上课，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看见黑板上的板书，笑了一下说“很好，那你们上……”然后就走了。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班的学生只要老师没有来，就偷偷地模仿老师上课，基本人人都有机会，很有趣，课上完了还有模有样地布置作业，做完之后统一交给一个人打对勾，画“甲”。然后等韩老师来了报告给他我们干了什么就行。但也不是我们一直都会这么听话地去组织学习，有一次在韩老师在没有及时来上课的时候，我们看着课本上的内容，谁也没有把握能把知识吃透，包括当时学习最大牛的杨成双都不敢去上课了，我们只能七嘴八舌地说闲话了，等到第二节课上了，韩老师上课就开始说“甘肃这个字的发音是“su”，不是“xu”，还有“要素”和“尿素”这个发音确实很近，但会写“屎素”也确实了不起，只是“屎素”还不是一个词语，……”我们才知道前一节课他在门外全都听完了，他点评完内容，我们以为会批评我们说闲话，或者会鼓励我们自学能力很好，可他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上新课了。
多年之后，我也走上讲台，被各种课改搞得眼花缭乱、头昏脑涨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忆起来当时的这两位小学老师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这样的课堂。那种不讲求课本内容，更不讲求老师能动性，更不注重点评和管理的教学方式，我只能自叹弗如。
教学活动最后的评价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不得不说说当时的考试。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机，学校老师组织的考试由老师自己出题，然后抄在黑板上，给每个学生发一张16开的白纸，学生照着黑板誊在纸上，然后作答，刚开始的第一次考试，好多小孩和我一样，跟着老师抄完就交卷了，好在老师会指导让我们再写出结果。而一般的升级大考，都会和邻近的学校统一组织，有正规的考卷（油印卷）进行作答就行，考试地点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三年级的学生会在桃树掌小学考，那四年级的很有可能就去韩老庄小学考，五年级（毕业级，当年没有六年级）就去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参加考试，这种决定升留级的考试对作为孩子的我们还是很神圣的，一般都会严肃对待，抄袭在那个年代的我们还很鄙视，连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都不屑于看对方的答卷，所以，成绩的可信度可以比肩现在的高考。
三 劳动和活动
每学期的开学初，都会有大扫除，离学校近点的孩子带工具：铁锹，框子，扫帚，水桶……然后就是铲草，扫院子，给老师烧炕，给老师打扫厨房，烧开水。不一而足，老师有示范有指导，孩子们都热火朝天，但都很满足，这个场面都不用我在这里给大家多舌了。
开学之后会根据学校那口水窖里的储水量决定高年级的学生（三年级——五年级）是否下沟里抬水，一般情况下春夏季都会去抬水。中午午休期间，每个班抽出2—4个孩子拿着棍子和桶去沟里，抬回来的水多半是洒教室地面，天气太干燥了也会在篮球场上淋洒一些。离学校近的孩子负责提供水桶和水棍，提供的孩子可以不用抬水。这就致使有些想去沟里的孩子故意不带水桶水棍。
从学校到水泉边的路有一段并不好走，有还有3米左右是走台梯式，但这不影响孩子好玩水的天性，经常会在老师不大留意的时候就混进抬水的队伍里，浩浩荡荡溜下沟里，捉捉蛤蟆，挖挖蛐蛐……然后帮忙抬水的同学把水抬上那段并不好走的陡坡。这个过程中孩子们都汗流浃背，技术不好的还会洒自己一身水，但并没有见过因为这样而哭泣过。
不论上半学期还是下半学期，学校都会根据那口柴窑里的储材禾情况组织学生收集材禾，我们称之为“打材”，高年级的学生以打材（挖蒿子或者马茹刺）为主，每人两捆，低年级孩子以拾粪（要求是干牛粪，驴粪，羊粪）为主，每人两筐，一般会在劳动的前一天布置好任务，第二天从早晨上学时间开始，学生出山，或带着绳子镢头，或带着铁锹框子三三两两（也有不合群的单独行动），跑得快的自然先完成任务，然后可以享受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可以在学校打篮球，也可以下河捉蛤蟆，还可以上山爬树。我们作为孩子，更多地不觉得那是劳动，而是出去玩一天，顺便帮老师收拾了一点烧炕做饭的东西，都能在放学之前完成任务，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学校还有一份菜地，每每“打材”这一天，老师会留下五年级的同学（一般情况下五年级学生都维持在10-15个之间）来收拾菜地，春天种，秋天收，至于除草这件事情，几乎都是老师课间去完成，不在孩子的任务之列。别看一块小小的菜地，春天播种时，老师会教我们怎么保持翻地，怎么施肥，然后是怎么下种，尤其是下种时保持行距；秋天收割时，会教女生去腌咸菜（供应老师冬季留看学校吃饭调拌），教男生挖洋芋，尤其根据土地的裂纹来判断洋芋的准确位置。
当时都是以玩的心态经过了那些年少的劳动，现在每每想起，那些农村人该有的生活能力，除了跟随父母的学习，还有这样的劳动课，早已深入到我们日后的生活里。
如果说那时的“劳动即娱乐”的话，那我们的娱乐就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活动了，老师会在我们的体育课上教会我们打篮球的基本要领，会带领我们唱基本的五线谱，矫正握毛笔的姿势，指导素描的笔法……然后组织孩子们不定期地画板报，举行儿童比赛，甚至有篮球赛……当年没有亲子课程，但这些活动总会吸引学校附近的村民前来，或驻足，或指导，或参与，仿佛他们看的孩子都是自己家的。
只是这些东西只是永远地停留在了小学，那个还会因为考不满60分而留级的年代。以后的初中，高中，我们都为分数而拼搏的时间里，再也很少顾及到那些美妙而舒心的活动了，我们学习的那些基本技能就自然而然地还给了我那些可亲可爱的小学老师。
四 取暖
走六七里山路上学，可能在生活在都市的现在的小孩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雨天和雪天，我们依然会顶着破帽子，踩着球鞋（很像现在的军训鞋）踏着雨水，或者踏过淹没裤管的大雪赶往学校，有时候去没有老师来，我们也会在那个挂着“桃李满天下”的牌匾底下念半天书，如果到中午还没有老师来，学生吊着鼻涕，缩着生了冻疮的馒头小手踩着雨或者雪扑通扑通地往回赶。
这么爱去学校是因为学校有吸引孩子的地方，夏雨可以在雨后不用帮家里人干农活，冬天是因为学校的教室里有一架煤火炉，虽然这个煤火炉每天早晨生火会让全班学生呛一鼻子的烟，但对于好多家里没有火炉的孩子来说，比在家里喂鸡喂猪喂羊来得幸福，除了上厕所要出校园，其他时间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小身体安藏在教室里。但是，总有那些很调皮捣蛋的男生在老师不在的时候，会偷偷地烧好一块石头，然后乘着哪个女生不注意的瞬间，用火钳子夹到她们的手上，那些生了冻疮的小手在这样的热力下很快化脓，这也许是小学读书里最不愉快的回忆。不过，“坏人总有恶报”，那些经常这么干的男同学有的会在雨天上厕所时掉进屎坑，有的会在作业做不好的时候老师赏来好几个大大的“五分”，最后的最后，他们大都会读不到五年级毕业就回家了。
写下这些遥远的受教育经历，也许在有些人眼里只是很平淡的流水，但那在我心底，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的教育就在那里——桃树掌小学，还有那个最好的时间，1995年——1999年。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清·高鼎 《村居》
一 学校概况
95年春到99年夏，总共四年半光景，我在邻村的桃树掌小学度过，比起当时在家干农活，读书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所以我的小学生活也可以用“惬意”这个词来形容。
在桃树掌读小学期间，我没有见过学校及周围有一株桃树。离学校最近的有一台碾子，一台石磨，还有一家小卖部和一些杨树。最原始的碾米这事儿是那个时候见过。碾子一直不大被人问津，石磨被附近一家贫穷而多子的村民私用，小卖部后来搬到另外一家比较富裕的村民的院子。
土柸墙将学校围成一个长方形，一孔简单的门楼上面悬挂着“桃李满天下”五个掉了油漆的红色大字，左右各挂一个陈旧的木头牌子分别写有“桃树掌村委会”，“桃树掌小学”黑色大字。第一次跟堂哥来报名的时候，觉得这个普通的大门很是气派，尤其“桃李满天下”这几个字。虽然这几个字在我踏进这个大门前父亲教我识记过，但我并不清楚它的意思，还以为跟桃树掌这个村子的名字有关。进入大门，门边有一块黑板，黑板上记录各个年级的课程表。院子中间位置有三栋土墙瓦房，左边一栋三间各20来平米，属于村部，前面靠墙栽着一排杨树；中间的那栋三间各50平米左右，是教室，这一栋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有两架篮球架；右边的三间各20来平米，是教师的办公室和休息室，前面有几株小杨树。教室与村部中间有一口水窖，教室与教师办公室中间有一座小花园，中央是国旗，花园后面有一块黑板，用来办板报。最后面的墙上有几口窑洞，教师办公室后面的那间是教师的灶房，小花园后面的是储藏室，教室和村部后面的窑洞没有门，堆些柴禾，供教师做饭烧炕用。后墙崖上长着几棵枣树。学校墙外边，左边是女厕所，右边是二分菜地，菜地右下角是男厕所。学校的布局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都是这样。
在三年级的堂哥的带领下，我背起母亲用小布片拼起来的花书包第一次走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书包里装着两个白面馒头，一支铅笔，一块橡皮和两个32开的本子（一个数学本，一个汉语拼音本），另外有一本母亲用麻线绳子装订的演草本，演草本其实是父亲收集来的别人的旧作业而已，别人写了正面，母亲装订之后，我写反面。当时的报名费的是7块钱，父亲交给堂哥，堂哥把自己的和我的一并交给学校。上学要经过五爷家门口，他家有一条花狗，刚开始的前两周，那条狗都会在我和堂哥来去学校的路上冲着我狂吠，第一次最厉害了，像是要把我撕扯地吃了一样，堂哥一面护着我，一面用他的黑馍馍哄着狗，我们总算过去了。因为有堂哥，进入学校的一切都很顺利，我进入了预备生班，和五年级学生共用一间村部的房子。我初入校门的第一天午饭时间， 堂哥问我要吃馒头，我只给他掰了半个，回家后告诉妈妈说，堂哥把自己的黑馍馍喂狗了却要吃我的白馒头呢。后来这件事情成了我们周围人和亲戚中间流传的笑话，说我是个“吝啬的丫头”。一周之后，父亲才从表姐那里要回了堂哥用过的那两本已经没有封皮的语文和数学课本，不过，这已经好多了，因为班上的20来个预备生中间，一部分学生没有书，一部分学生的书已经散页或者从中间断掉了。我第一次体会自己比别人“富有”的快乐。
学校的到校时间随季节而定，夏季是早上8点，中午休息两个小时，，春秋季早上9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冬季早上10点，中午休息20分钟，放学时间基本控制在4点到4点半之间。午休期间，春夏秋三季学校周边的学生可以回家，而家距离学校超过三里路的学生都一律留校，我家距离学校有7里半，所以只能留校，早上背够一天的吃粮，天气热的时候还要带水。
早上到校之后都会念一段时间的书，其实按照现在的观点去看，应该是“唱书”。不分年级也不分地点，只要是在学校周围，拿着那本语文课本，就摇头晃脑地开始“唱”起来，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偶尔也会是一二十个人一大堆，但也不排除“独唱”，或站或坐，或走或蹲，大家都“唱”得兴致勃勃。如果说“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那这所小学确实是个最美丽的大花园，那些红扑扑的小脸上挂着感冒时或天气太冷时的鼻涕，挂着害怕迟到而奔跑留下的汗渍，也有可能挂着母亲从被窝里揪出来时揍下的两行眼泪，但是一旦加入这“唱书”的行列，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唱书的形式，一般可以分为是照着书唱，合着书唱，不拿书唱。学校对于迟到学生的惩罚也是形态各异，有时候是打扫院子，有时候是打扫教师的办公室，也有站立的， 但对于迟到的次数太多或者第一天逃学了学生有一个奇葩的惩罚方式：两脚打开与肩同宽，把书放在两脚之间或是前方，双手垂到脚尖，同时腿必须站直，然后加入全校的“唱书”活动中。
不论是怎样的唱法，低年级的学生永远都羡慕高年级的学生的内容丰富多彩，偶尔也会跟着胡唱两句。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阳光照在一位高年级姐姐的脸上，她正好带着笑容，漏出两个圆圆的酒窝，唱着那一首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那天早上的景色是回忆里最美好的部分，她念书（其实也是“唱书”）的声音不亚于那个时代那个封闭乡村里的皮影戏，也不亚于富有人家录音机里吱吱呀呀的流行歌曲，还有她带着酒窝的笑容，把花朵都比下去了，甚至和阳光一样明媚。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也不明白这首诗到底是哪几个字，况且我当时记下的是这样的谐音“草长莺飞二月天，我的杨柳在春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乘东风放ziyuan”。我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的杨柳”会“在春园”，春园是什么地方啊？我更理解不了乘着东风放的“zhiyuan"是什么东西。毕竟对于散学回家后的我来说，要放的除了毛驴，就是绵羊和山羊，再有就是“放雀儿”——大人批评我们小孩子的话，是在喂鸡喂猪的时候粗心大意让麻雀和喜鹊来吃了鸡食和猪食。所以，我参悟不透“zhiyuan”是什么鬼东西，问堂哥，他总是笑者说“有本事你自己念到那个年级啊，到时候你肯定就知道了”。
可惜的是我永远失去了在这所小学念上那一句诗的机会。不是我笨得升不了级，而是从我所在的那一届的一年级起，小学课本被改写了，而这一首诗也移除了小学课本。堂哥那样的回答也让我不再去问别人。但这首诗给我送来的鼓励和怀念，远远高过了它本身的意义。从开始听到这首诗起，我一直都想成为能美妙地去读书的“姐姐”，这也促使我在整个读书生涯中卯足了劲儿，尤其整个小学，考试成绩几乎没有失去过第一。而为了弄清楚这首好听的诗，我竟然从小学一路念到了大学，在那个“通信靠吼，交通靠走”的地方和年代，我自认为它出自唐朝的某一位高人，所以在考上高中来到了有书店的县城之后，我就是利用闲暇去各个书店里找唐诗——《全唐诗》，《唐诗300首》，《唐诗500首》......，几乎翻遍了整个县城的图书馆，还是没有找到。
二 课堂教学
学校里起初只有三位老师，实行复式班教学，一个教室里分坐两个年级的学生。校长带预五班（预备生和五年级的复式班），一位老师带一三班（一年级和三年级班），另外一位老师带二四班（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复式班），每个班的老师除了当班主任还要承包学生的全部课程，语文，数学这两门课程每天各两节，社会、自然、大小楷（三年级开始学习）、思想品德这些课各一周一节，音乐，美术，体育各一周两节。每节课45分钟，前半节课给高年级学生上，后半节课给低年级学生上。那时候的所有课程老师都是按照教材要求完成任务的（除了体育和音乐，因为没有教材）。
预备生的时候，我羡慕五年级的学生，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坐一张两斗桌、我们预备生只能三四个挤一张烂条桌，而是他们可以拿钢笔写作业，而且作业本是16开纸张，比我们的大好多，钢笔写的字颜色也比铅笔写的好看，尽管那个时候用的都是拿着自己冲泡的墨水去写，甚至有的学生钢笔坏了，不得不用一种当地人叫做“马茹”的植物的茎秆来做个“土著”钢笔——把“马茹”茎秆里的芯子掏空，塞上棉花，一端削成笔尖状，用来与纸张亲吻，另一端可以用坏了钢笔“肠子”衔接，用来装墨水，当时学生们用的墨水（墨汁）几乎都是用墨水精（墨汁精）冲泡而成，有些家长为了节省会将墨水冲泡得很淡。但不论怎样，我依然羡慕那书写在16开纸上的墨水痕迹，以至于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写坏了而撕掉的作业纸都被我捡拾起来，捋展，再从中间对折，小心翼翼的夹到课本里，老师让大家默写的时候才会在那上面一笔一画的写好该默写的内容。
而这种我收藏的作业纸老会在期中、期末考试时帮我大忙。老师给我们发了16开大的白纸，让我们参加考试，只是教大家竖着从中间对折之后开始抄题，而我正好将收集的作业纸平铺在白纸的底下，再加上我平时的用功，考试分数可人的同时也让我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学习段，不在待在预五班，而是去一三班，上一年级。
那些年代，留在我心中关于课堂的记忆基本上所剩无几，但有两节课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节课是三年级的时候，当年谢老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一身运动装，在90年代的农村，那是相当帅气了，更吸引人的是他乌黑的头发三七分的飘在始终挂着微笑的眼睛上方，颜值就这样先入为主的吸引了我的学习兴趣，后来的教学可想而知，一样的课文经这他一读，即使不讲，也淌进咱的心窝子，组词造句规范严谨，日记（当时天天练习的小作文）点评也是出神入化，课堂教学更是信手拈来。如今记忆尤深的是他面对三年级的我们在讲台上抑扬顿挫的背诵《琵琶行》，现在每每看到这篇文章，我都自觉地闭起眼睛来回温当时他朗读的神韵，尤其那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一个雷阵雨的下午被他提出来讲了，我第一次发现雨声原来如此美妙，琵琶可以弹奏出雨声和悄悄话（在90年代的农村压根儿就没有琵琶，只能想象它是一种类似于笛子、唢呐一样的乐器）。而那个会生产横扫校园黄泥流的大雨，被谢老带着我们听成了“琵琶”演奏会，连从破瓦片滴到课桌上的雨水，都成了美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对三年级的孩子，这教育不光完成了语文情境教学，更完成了美学入门教育。在那一刻，我们面前有一道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豁然开朗。
一节课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总共十个左右的孩子，放在花园后面的一孔窑洞里，当时带我们四年级的是韩凤琪老师。某天早上他家里有事儿到校迟了些，校长来通知我们自己上自习然后就去给他带的班级上课去了。我们见校长走了，就开始准备七嘴八舌说起闲话来。不一会儿有人提议，咱们要不把这一节课上了吧，接着就商量着谁来给大家上课。最后决定让梁亮亮给我们讲，原因是他的字写得很棒，经常办板报，还经常帮韩老师给我们的课本和作业本写封皮。他笑嘻嘻地走上讲台，学着韩老师的样子，向最后一排的男生扔了一小截粉笔，然后开始讲课，课堂内容早已经忘记了，但是他中间停顿时的局促和我们下面的鼓励记忆犹新，他局促地脸都憋红了，我们说“别紧张，慢慢来“”，他居然说，“不是紧张，你让我调整一下语气，怎么更像韩老师”。我们一阵哄堂大笑，这惹来了隔壁班的老师，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再上课，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看见黑板上的板书，笑了一下说“很好，那你们上……”然后就走了。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班的学生只要老师没有来，就偷偷地模仿老师上课，基本人人都有机会，很有趣，课上完了还有模有样地布置作业，做完之后统一交给一个人打对勾，画“甲”。然后等韩老师来了报告给他我们干了什么就行。但也不是我们一直都会这么听话地去组织学习，有一次在韩老师在没有及时来上课的时候，我们看着课本上的内容，谁也没有把握能把知识吃透，包括当时学习最大牛的杨成双都不敢去上课了，我们只能七嘴八舌地说闲话了，等到第二节课上了，韩老师上课就开始说“甘肃这个字的发音是“su”，不是“xu”，还有“要素”和“尿素”这个发音确实很近，但会写“屎素”也确实了不起，只是“屎素”还不是一个词语，……”我们才知道前一节课他在门外全都听完了，他点评完内容，我们以为会批评我们说闲话，或者会鼓励我们自学能力很好，可他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上新课了。
多年之后，我也走上讲台，被各种课改搞得眼花缭乱、头昏脑涨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忆起来当时的这两位小学老师以及与他们有关的这样的课堂。那种不讲求课本内容，更不讲求老师能动性，更不注重点评和管理的教学方式，我只能自叹弗如。
教学活动最后的评价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不得不说说当时的考试。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机，学校老师组织的考试由老师自己出题，然后抄在黑板上，给每个学生发一张16开的白纸，学生照着黑板誊在纸上，然后作答，刚开始的第一次考试，好多小孩和我一样，跟着老师抄完就交卷了，好在老师会指导让我们再写出结果。而一般的升级大考，都会和邻近的学校统一组织，有正规的考卷（油印卷）进行作答就行，考试地点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三年级的学生会在桃树掌小学考，那四年级的很有可能就去韩老庄小学考，五年级（毕业级，当年没有六年级）就去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参加考试，这种决定升留级的考试对作为孩子的我们还是很神圣的，一般都会严肃对待，抄袭在那个年代的我们还很鄙视，连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都不屑于看对方的答卷，所以，成绩的可信度可以比肩现在的高考。
三 劳动和活动
每学期的开学初，都会有大扫除，离学校近点的孩子带工具：铁锹，框子，扫帚，水桶……然后就是铲草，扫院子，给老师烧炕，给老师打扫厨房，烧开水。不一而足，老师有示范有指导，孩子们都热火朝天，但都很满足，这个场面都不用我在这里给大家多舌了。
开学之后会根据学校那口水窖里的储水量决定高年级的学生（三年级——五年级）是否下沟里抬水，一般情况下春夏季都会去抬水。中午午休期间，每个班抽出2—4个孩子拿着棍子和桶去沟里，抬回来的水多半是洒教室地面，天气太干燥了也会在篮球场上淋洒一些。离学校近的孩子负责提供水桶和水棍，提供的孩子可以不用抬水。这就致使有些想去沟里的孩子故意不带水桶水棍。
从学校到水泉边的路有一段并不好走，有还有3米左右是走台梯式，但这不影响孩子好玩水的天性，经常会在老师不大留意的时候就混进抬水的队伍里，浩浩荡荡溜下沟里，捉捉蛤蟆，挖挖蛐蛐……然后帮忙抬水的同学把水抬上那段并不好走的陡坡。这个过程中孩子们都汗流浃背，技术不好的还会洒自己一身水，但并没有见过因为这样而哭泣过。
不论上半学期还是下半学期，学校都会根据那口柴窑里的储材禾情况组织学生收集材禾，我们称之为“打材”，高年级的学生以打材（挖蒿子或者马茹刺）为主，每人两捆，低年级孩子以拾粪（要求是干牛粪，驴粪，羊粪）为主，每人两筐，一般会在劳动的前一天布置好任务，第二天从早晨上学时间开始，学生出山，或带着绳子镢头，或带着铁锹框子三三两两（也有不合群的单独行动），跑得快的自然先完成任务，然后可以享受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可以在学校打篮球，也可以下河捉蛤蟆，还可以上山爬树。我们作为孩子，更多地不觉得那是劳动，而是出去玩一天，顺便帮老师收拾了一点烧炕做饭的东西，都能在放学之前完成任务，心满意足地回家去。
学校还有一份菜地，每每“打材”这一天，老师会留下五年级的同学（一般情况下五年级学生都维持在10-15个之间）来收拾菜地，春天种，秋天收，至于除草这件事情，几乎都是老师课间去完成，不在孩子的任务之列。别看一块小小的菜地，春天播种时，老师会教我们怎么保持翻地，怎么施肥，然后是怎么下种，尤其是下种时保持行距；秋天收割时，会教女生去腌咸菜（供应老师冬季留看学校吃饭调拌），教男生挖洋芋，尤其根据土地的裂纹来判断洋芋的准确位置。
当时都是以玩的心态经过了那些年少的劳动，现在每每想起，那些农村人该有的生活能力，除了跟随父母的学习，还有这样的劳动课，早已深入到我们日后的生活里。
如果说那时的“劳动即娱乐”的话，那我们的娱乐就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活动了，老师会在我们的体育课上教会我们打篮球的基本要领，会带领我们唱基本的五线谱，矫正握毛笔的姿势，指导素描的笔法……然后组织孩子们不定期地画板报，举行儿童比赛，甚至有篮球赛……当年没有亲子课程，但这些活动总会吸引学校附近的村民前来，或驻足，或指导，或参与，仿佛他们看的孩子都是自己家的。
只是这些东西只是永远地停留在了小学，那个还会因为考不满60分而留级的年代。以后的初中，高中，我们都为分数而拼搏的时间里，再也很少顾及到那些美妙而舒心的活动了，我们学习的那些基本技能就自然而然地还给了我那些可亲可爱的小学老师。
四 取暖
走六七里山路上学，可能在生活在都市的现在的小孩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雨天和雪天，我们依然会顶着破帽子，踩着球鞋（很像现在的军训鞋）踏着雨水，或者踏过淹没裤管的大雪赶往学校，有时候去没有老师来，我们也会在那个挂着“桃李满天下”的牌匾底下念半天书，如果到中午还没有老师来，学生吊着鼻涕，缩着生了冻疮的馒头小手踩着雨或者雪扑通扑通地往回赶。
这么爱去学校是因为学校有吸引孩子的地方，夏雨可以在雨后不用帮家里人干农活，冬天是因为学校的教室里有一架煤火炉，虽然这个煤火炉每天早晨生火会让全班学生呛一鼻子的烟，但对于好多家里没有火炉的孩子来说，比在家里喂鸡喂猪喂羊来得幸福，除了上厕所要出校园，其他时间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小身体安藏在教室里。但是，总有那些很调皮捣蛋的男生在老师不在的时候，会偷偷地烧好一块石头，然后乘着哪个女生不注意的瞬间，用火钳子夹到她们的手上，那些生了冻疮的小手在这样的热力下很快化脓，这也许是小学读书里最不愉快的回忆。不过，“坏人总有恶报”，那些经常这么干的男同学有的会在雨天上厕所时掉进屎坑，有的会在作业做不好的时候老师赏来好几个大大的“五分”，最后的最后，他们大都会读不到五年级毕业就回家了。
写下这些遥远的受教育经历，也许在有些人眼里只是很平淡的流水，但那在我心底，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好的教育就在那里——桃树掌小学，还有那个最好的时间，1995年——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