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沈家庄自从1979年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以来，他悉心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先偏重作家作品研究，注重义理、考据、辞章之学。1981年于《湘潭大学学报》发表《思精神远 晚唐独步——杜牧七绝散论》；参加注释杜荀鹤《唐风集》。认识到汉学基础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者的必修课。后来参加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得到一次扎实的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的实践锻炼。在进行古籍整理的同时，将曾国藩与洪秀全进行比较研究，在《光明日报》《史学》专栏发表《曾国藩与洪秀全比较》的论文。同时，研究老子《道德经》，发表《老子“无为”辨》的论文。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必须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必须具备文、史、哲的厚实根柢，先求历史文化知识的广搏，尔后才能精专有为。
沈家庄教授在注意中国古代文、史、哲的全面观照、重点学习的同时，密切注视当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科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1986年写出《试论近十年的韵文学研究现状与趋势》一文，认为，新时期十年，韵文(诗、词、曲、赋)研究领域(包括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无论研究方向还是方法，都有大的突破，研究者们摆脱了狭隘的思维定势，接受外来影响，鉴借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既有的研究格局．文章和专着缜密的科学性加强了．研究的深度、课题的穿透力、包容性和开掘性提高了。并总结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的七个特征：1、从单纯社会政治学的研究转为注重美学、艺术学的研究；2、从文学工具论研究转为文学本体论研究；3、从单向单层次研究转为多视角多层面研究；4、从孤立研究转为比较研究；5、从中观、微观研究转为宏观研究；6、新方法论热方兴未艾；7、古籍整理出版及集注本、选注本的出版发行量增大，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提供了物质材料保证．文章在总结每个特征的成绩时都辨证地分析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对该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亦作出预测：新方法热会继续成为人们研究中国文学的兴奋中心，五年后则会出现落潮，人们将把研究的触角更多地深入到作家的心灵的、情感的、社会文化的对象；心理学、现象学的研究将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语义学的和阐释学的研究将会拾头；人们会将更多的兴趣放在对中国文学美学内涵和美文实质的探究；并关注文学体式的演变嬗递线索，找出中国古代文体各自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加以考察，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至高点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并预计电子计算机将进入韵文研究，尤其是对作品意象系统和用韵系统及作家习惯用语的探讨，计算机将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敏锐和准确，计算机统计与考据及辨误结合起来，将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文章还预测，考据、辞章、义理之学的复兴，将在新的层面上革除研究中的浮浅、租疏之弊。
沈家庄教授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偏重于唐宋文学；于唐宋文学中，偏重于词学研究．的研究视阈注重词体发生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探究与考索。在词学上，师承夏承焘教授和唐圭璋教授，并自觉接受龙榆生、刘永济、施蛰存等词坛宿彦的影响。首肯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观点接近常州词派论词美学范畴和基本倾向，立意对通行的几种词学体系之建构理出各自线索，寻释其立论宗旨，并陈述、阐释一家之见。认为，研究古代文学现象(包括文体发生演变、作品遗存、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实践活动、流派风格、作品流播传承、理论与批评等)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学术课题，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因是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机制的各个部件紧密相联系的。从“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命题出发，文学研究，就不能仅从社会政治学、史学和哲学的视角切入，还应该更多地从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公共关系学、语义学、心理学、生理生态学……等各个层面作综合研究、打通研究。即是说，凡是作为社会个体“人”之所能接触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角落，都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欲揭示文学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必须以人类文化的各项内容，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尤其在文体变革，文风改变时期更是这样。不能简单地将朝代更迭视作文学史分期的依据，更不能以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派的文学观念和理论作为今天评价古代文学家及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
沈家庄教授认为：文学是世界的、全人类的精神成果。文学研究者只有把自己摆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背景上和现实世界的经纬上，才能有独到的、科学的识见，才能对中国的文学现象作全景观的、系统性的直觉和理性把握。当然，中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则是民族的，我们的审美原则和美学好尚亦是民族化的。我们尽管要接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域和民族关于文学研究的进步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但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则是我们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立足依据，始终是民族的文化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