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谢谢
第1个回答 2012-12-19
第一，国家强化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政策但改革累积效应使城乡差距扩大。在后改革时代，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中城市偏向的政策有所改变，尤其是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更是将“”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改革累积效应和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城市偏向的政策还很难改变。就改革的累积效应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累积，城市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在城市的投资效益与生活舒适度越来越高，城市偏向的政策转变很难带来城市偏向的行为转变。就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看，当一个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是确定或可以预见但又有限时，改革的设计者、政策的制定者就会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的群体排除在改革之外，剥夺部分人参与改革的机会和权利。在中国城乡关系上，表现为深化的改革措施一旦要降低的相对福利时，则城市利益集团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进行政策调整，或者对利益均等化改革进行抵制，或者将农民从改革获利群体中排除出去。
第二，战略重组使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再次助推城乡分离。从企业角度看，大城市由于拥有基础设施、知识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一直被企业所青睐，企业向城市的集聚未曾停止，城市逐步成了企业总部的所在地——由此诞生。在后改革时代，中国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步伐，出现了一批企业“航空母舰”。企业“航母”的出现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积极作用。但从城乡关系角度看，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中国城乡分离被强化。一方面，原来在农村和小城市的一批企业，尤其能源化工企业陆续搬进大城市，把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带进城市；另一方面，把农村的，尤其是原料带到城市郊区加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导致了资源富集区农村的凋敝。
从现实看，一是中国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大型企业集团。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进驻北京、上海等20座大城市的强企业多达679家（见表2）。二是部分经济大省和企业大省已经形成了多个企业集聚的中心城市。部分经济大省已明显形成了“一省两核心”的城市经济圈，如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辽宁的沈阳和大连。而部分企业大省甚至形成了“多核”的城市经济圈，如江苏除南京和苏州外，还有江阴和无锡；广东除广州和深圳外，还有佛山和东莞等。
第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农村发展再次受限。经过前改革时代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已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城市中有待遇较高的就业机会、较广的个人发展空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城市中较高品质的生活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尤其是农村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过程。这些人虽几乎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流向城市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影响，但却有可能造成城乡关系的继续分离：随着拥有知识的青年劳动力逐渐离开，农村中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流出的青年人即便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中去。
这样，农村的人力资本无法累积，农村的后续发展缺少动力。
二、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容扩展
（一）近代以来中国二元结构的扩展过程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扩展的路线图如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
第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扩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的商品、资本及其所承载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文化和逻辑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和自然经济逻辑。随着一次次战败后国门逐步洞开，中国商品市场逐步扩大（见表3）。
城乡间维持了几千年的模糊边界被逐渐划分开来，城乡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程度也越来越深。1870年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加入到分离中国城乡的队伍中。
前后的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足发展，城市经济进一步壮大。
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三股资本势力继续冲击原本就脆弱的中国城乡关系，城乡进一步分离。农村逐渐成了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来源地，也是城市工业部门产品的去路之一。这样，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这时虽然出现了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差别，甚至在农村中的士绅阶层也逐渐壮大，但城乡二元结构则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并未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展。
第二，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固化。后，为了配合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对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招工范围、农转非的途径等做了极其详细的规定。一方面将农民钉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建设提供积累的任务；另一方面将广大农民享受城市较充裕的粮食供给、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较完备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权利剥夺了。同时，户籍制度还带来了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和社会地位四重锁定效应（见图2）。即使农民再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也没有渠道进入公务员行列，更不用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却不能享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户籍制度不断被完备，不断被强化（见表4）。
由此，中国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完成了由形成到固化的过程。
第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表现。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形成与深化，下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逐步形成与固化，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近代以来，在中国享受社会保障就是城市人的专利，将农民排斥在外。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1951—1966年，国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工人、职员退休处理暂行规定》、《关于改进公费医疗问题的通知》、《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在城市建立起了水平虽低但却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保障也未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其进步只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城市社会保障锦上添花。以医保差距为例，2011年，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增加到12.95亿人。其中，参保8.32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参保2.16亿人，职工医保参保2.47亿人。但是，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质量和水平差距是巨大的。二是以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代表的城乡机会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这就是关于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著名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不幸的是，中国的现实印证了这一假设。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1978—1998年的三成落至2000年以后的一成，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三是农村居民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和富人的渠道不畅通。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条渠道因为户籍制度等的锁定效应，几乎是封闭的。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较为单一，即致富，那时农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进城打工、考取大学等方式致富或进入城市，规模很大，渠道畅通。但现在这条道路似乎被割断了，城市人和乡村人明显，虽然身份转化的制度障碍减少了许多，但是转化的渠道却不顺畅，农民成为城市人或富人越来越困难。
第四，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存在与强化。城乡二元文化结构自中国城乡差别形成之初就存在了，并在数千年中变化甚小。但在1978年开始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后，中国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呈现加速分离的趋势。一是城市市场经济文化和农村自然经济文化的差异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后，西方市场经济文化逐渐渗透到城市人的生活中，人们的自主理念、竞争理念、创新理念、开放理念逐渐形成。
这与农村自然经济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至今仍是依赖理念、同情弱者的理念、封闭理念在人们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城市人思维方式和乡村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明显。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现阶段，“城市人偏好关注自己的明天，而农村人喜欢关注别人的昨天”。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的生存压力很大，要不断考虑自己明天如何发展、在哪里谋生；而一定程度的自然经济存在使农村人生存压力较小，有更多的时间去议论别人，谈论是非。三是城市人和乡村人生活方式的差异逐渐扩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崇尚健康、休闲、享受型消费，他们运动健身、休闲娱乐、出境旅游、购买奢侈品，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这样的生活方式还很遥远。
（二）中国四重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作用机理从整体上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内容上的扩展，经历了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再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直至城乡二元文化结构。那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四方面内容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四重二元结构在时间上不是完全继起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的扩展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先后继起的，四个过程虽然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产生和发展在时间上又不完全重合。可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贯穿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特殊的、比别的国家更加明显的城乡对立局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处在一个不断被强化的螺旋式累积增长通道之中。
第二，四重二元结构在空间上是并存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每个地区、城乡关系演变的每个阶段，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同时存在；但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些二元结构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地区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如在中国现阶段，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东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而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十分严重，西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第三，四重二元结构在关系上是互动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格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居于基础性地位，从物质基础上决定了其他三个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在城乡经济、文化、政治二元结构联合作用下，所表现出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城市人与乡村人在社会发展上的二元差异。城乡二元政治结构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引致的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的体制性二元结构，对其他三方面二元结构也起到了强化和固化作用。城乡二元文化结构是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文化和哲学根源，而且城乡二元文化也是四重二元城乡结构中最顽固，最难以转变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小农文化、自然经济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每位国人的意识中，并且世代相传。可以说，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和绝大多数农村人本质上仍信仰自然经济文化，思维方式受这种文化影响，行为方式自觉不自觉受这种文化支配。而且，不同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决定了其转变的困难性和滞后性，中国小农文化和自然经济文化转变的困难与滞后又会使城乡经济、政治和社会二元结构的破解面临更大的困难和不断反复的危险。
第二，战略重组使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再次助推城乡分离。从企业角度看，大城市由于拥有基础设施、知识人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一直被企业所青睐，企业向城市的集聚未曾停止，城市逐步成了企业总部的所在地——由此诞生。在后改革时代，中国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步伐，出现了一批企业“航空母舰”。企业“航母”的出现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有积极作用。但从城乡关系角度看，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中国城乡分离被强化。一方面，原来在农村和小城市的一批企业，尤其能源化工企业陆续搬进大城市，把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带进城市；另一方面，把农村的，尤其是原料带到城市郊区加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导致了资源富集区农村的凋敝。
从现实看，一是中国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大型企业集团。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进驻北京、上海等20座大城市的强企业多达679家（见表2）。二是部分经济大省和企业大省已经形成了多个企业集聚的中心城市。部分经济大省已明显形成了“一省两核心”的城市经济圈，如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浙江的杭州和宁波，辽宁的沈阳和大连。而部分企业大省甚至形成了“多核”的城市经济圈，如江苏除南京和苏州外，还有江阴和无锡；广东除广州和深圳外，还有佛山和东莞等。
第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农村发展再次受限。经过前改革时代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已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城市中有待遇较高的就业机会、较广的个人发展空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城市中较高品质的生活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对农村人，尤其是农村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必然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的集中过程。这些人虽几乎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流向城市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影响，但却有可能造成城乡关系的继续分离：随着拥有知识的青年劳动力逐渐离开，农村中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儿童；流出的青年人即便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中去。
这样，农村的人力资本无法累积，农村的后续发展缺少动力。
二、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容扩展
（一）近代以来中国二元结构的扩展过程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扩展的路线图如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
第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扩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的商品、资本及其所承载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文化和逻辑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和自然经济逻辑。随着一次次战败后国门逐步洞开，中国商品市场逐步扩大（见表3）。
城乡间维持了几千年的模糊边界被逐渐划分开来，城乡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程度也越来越深。1870年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加入到分离中国城乡的队伍中。
前后的10年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长足发展，城市经济进一步壮大。
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外国资本三股资本势力继续冲击原本就脆弱的中国城乡关系，城乡进一步分离。农村逐渐成了城市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来源地，也是城市工业部门产品的去路之一。这样，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这时虽然出现了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差别，甚至在农村中的士绅阶层也逐渐壮大，但城乡二元结构则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并未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扩展。
第二，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固化。后，为了配合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对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招工范围、农转非的途径等做了极其详细的规定。一方面将农民钉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完成为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建设提供积累的任务；另一方面将广大农民享受城市较充裕的粮食供给、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较完备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权利剥夺了。同时，户籍制度还带来了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和社会地位四重锁定效应（见图2）。即使农民再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也没有渠道进入公务员行列，更不用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却不能享受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户籍制度不断被完备，不断被强化（见表4）。
由此，中国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完成了由形成到固化的过程。
第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生与表现。伴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形成与深化，下城乡二元政治结构的逐步形成与固化，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近代以来，在中国享受社会保障就是城市人的专利，将农民排斥在外。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1951—1966年，国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工人、职员退休处理暂行规定》、《关于改进公费医疗问题的通知》、《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在城市建立起了水平虽低但却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社会保障也未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其进步只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城市社会保障锦上添花。以医保差距为例，2011年，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95％以上的城乡居民，参保人数增加到12.95亿人。其中，参保8.32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参保2.16亿人，职工医保参保2.47亿人。但是，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质量和水平差距是巨大的。二是以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代表的城乡机会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这就是关于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著名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
不幸的是，中国的现实印证了这一假设。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如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1978—1998年的三成落至2000年以后的一成，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三是农村居民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和富人的渠道不畅通。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条渠道因为户籍制度等的锁定效应，几乎是封闭的。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较为单一，即致富，那时农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进城打工、考取大学等方式致富或进入城市，规模很大，渠道畅通。但现在这条道路似乎被割断了，城市人和乡村人明显，虽然身份转化的制度障碍减少了许多，但是转化的渠道却不顺畅，农民成为城市人或富人越来越困难。
第四，城乡二元文化结构的存在与强化。城乡二元文化结构自中国城乡差别形成之初就存在了，并在数千年中变化甚小。但在1978年开始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后，中国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呈现加速分离的趋势。一是城市市场经济文化和农村自然经济文化的差异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后，西方市场经济文化逐渐渗透到城市人的生活中，人们的自主理念、竞争理念、创新理念、开放理念逐渐形成。
这与农村自然经济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至今仍是依赖理念、同情弱者的理念、封闭理念在人们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城市人思维方式和乡村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明显。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现阶段，“城市人偏好关注自己的明天，而农村人喜欢关注别人的昨天”。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的生存压力很大，要不断考虑自己明天如何发展、在哪里谋生；而一定程度的自然经济存在使农村人生存压力较小，有更多的时间去议论别人，谈论是非。三是城市人和乡村人生活方式的差异逐渐扩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崇尚健康、休闲、享受型消费，他们运动健身、休闲娱乐、出境旅游、购买奢侈品，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这样的生活方式还很遥远。
（二）中国四重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在作用机理从整体上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内容上的扩展，经历了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再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直至城乡二元文化结构。那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四方面内容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四重二元结构在时间上不是完全继起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的扩展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先后继起的，四个过程虽然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但产生和发展在时间上又不完全重合。可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贯穿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城乡二元政治结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特殊的、比别的国家更加明显的城乡对立局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则处在一个不断被强化的螺旋式累积增长通道之中。
第二，四重二元结构在空间上是并存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每个地区、城乡关系演变的每个阶段，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同时存在；但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四重城乡二元结构又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有些二元结构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地区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如在中国现阶段，东部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东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而西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十分严重，西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第三，四重二元结构在关系上是互动的。城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二元结构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格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居于基础性地位，从物质基础上决定了其他三个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是在城乡经济、文化、政治二元结构联合作用下，所表现出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城市人与乡村人在社会发展上的二元差异。城乡二元政治结构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引致的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的体制性二元结构，对其他三方面二元结构也起到了强化和固化作用。城乡二元文化结构是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文化和哲学根源，而且城乡二元文化也是四重二元城乡结构中最顽固，最难以转变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小农文化、自然经济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每位国人的意识中，并且世代相传。可以说，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和绝大多数农村人本质上仍信仰自然经济文化，思维方式受这种文化影响，行为方式自觉不自觉受这种文化支配。而且，不同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决定了其转变的困难性和滞后性，中国小农文化和自然经济文化转变的困难与滞后又会使城乡经济、政治和社会二元结构的破解面临更大的困难和不断反复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