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08-04-04
由于范式与次范式同在，思考超越国家范围的政治问题，当然不能一厢情愿，放弃一切暴力假设，而要看到大国竞争仍无时不在，仍要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李际均和倪乐雄两先生同样多有谈及。相对来说，他们的看法要悲观一些。李际均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但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倪乐雄在论述中国的海权问题时则断言：霍布斯时代并未完全步出人类历史，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基于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以及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倪乐雄认为，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终结霍布斯丛林法则，而不能判定世界已经朝着永久和平方向不可逆转迈进。即使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不能证明它是不可逆的。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迅速，人类在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各种机制已日益完整有效，领土、资源、宗教和其他争端，大都已可通过谈判合作方式解决，故而各国面临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为轻，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用心于战争能力建设，没有必要枕戈待旦防止不测。
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在张文木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的看法与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即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已进入洛克时代或者康德时代，民族国家和国防能力已不再无足轻重，相反，不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不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不仅一些现实问题无法缓解，而且中国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难以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力量的大致均衡基础上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相互制衡的存在形式，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相适应或缓和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尼克松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命题。
在这种现实主义视野下，李际均还对时下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过高宣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承认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变得比以往重要，并且影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传统安全问题。这与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对战略问题特别是大战略和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脱离“战略”一词的本来内涵，不再言战争和军事，相反突出非传统安全，不言而喻，大异其趣。
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既然如李际均和倪乐雄等先生所说，人类还并没有完全走出“霍布斯时代”，那么，慎重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就非常必要。在此问题上，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这两种态度共时并存：一种是，冷战在欧洲结束后，东亚世界冷战结构犹存，美日等国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作战对象，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也由于美日等国的四面围堵而愈显险恶，因此，万不可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掉以轻心；另一种是，经济全球化以及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迅速，人类在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各种机制已日益完整有效，领土、资源、宗教和其他争端，大都已可通过谈判合作方式解决，故而各国面临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为轻，也就没有必要过多用心于战争能力建设，没有必要枕戈待旦防止不测。
后一种态度已不用多评，具有“片面正确”性，把树苗当成了大树。人类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战争和尚未成熟的和平”的时代，怀着良好愿望，把所有的宝都押在某种甜美的可能上，是不明智的。然而，继续以往日那种方式来思考战争与和平，顽固于霍布斯法则的绝对性，又显然缺少时代具体感。战争是发展的，和平也是发展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变化，近半世纪以来，人类在制约战争、创造和平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也值得重视。“冷战后的时代，由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组织干预的条件和制裁手段增多，因而国际军事条法的作用相应增大。”不看到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不看到经济全球化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会陷入纯粹的悲观主义，把世界再次敌我两分，并对此极端化。
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维护和保障和平的手段应该说已经越来越丰富。不足的地方在于：所有这些手段都具有不确定性，稳定的和平模式人类至今没有发明出来。也因于此，李际均提出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首先是防止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并不简单就是准备战争，还包括遏制和防止战争；不能遏制和防止战争，也就不会有和平。这是李先生特意做出的一种区分，并认为“不战而和”与“不战而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表现。我觉得，这点出了当下我们在考量战争问题时在思维上难以打开的一个盲点，那就是总把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建设，把军事战略的实质，与战争准备划上等号。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长期浸淫于安乐、和平至久的国家来说，谈论战争好像根本就已不合时宜。李际均接下来的一个论断是：“对于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防止战争不能代替准备防御战争与实行防御战争，后者依然是受到威胁的国家维护安全的最后盾牌。”国际法规定国家有战争权利，在万不得已时，国家还是要行使这项权利，它有其法理依据。职是之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实战能力，准备打仗，仍然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最可靠保障，而不能寄望于空泛无边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一，但至少在人类史的这一时刻，它还是不能替代国家自助能力。对于大国来说，只有具备充足的自助能力，才能有效地创建和实施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谋国际安全。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军事大国后，才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带头倡导集体安全，就是明证。
这种观念在张文木等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应。他们的看法与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的许多人都有不同，即并不认为世界政治已进入洛克时代或者康德时代，民族国家和国防能力已不再无足轻重，相反，不坚持主权和国家利益，不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不仅一些现实问题无法缓解，而且中国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也难以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建立在力量的大致均衡基础上的，“和平是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相互制衡的存在形式，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相适应或缓和的时期”。这其实也是如摩根索、基辛格和尼克松等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命题。
在这种现实主义视野下，李际均还对时下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过高宣扬，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承认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变得比以往重要，并且影响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这种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传统安全问题。这与目前的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对战略问题特别是大战略和战略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脱离“战略”一词的本来内涵，不再言战争和军事，相反突出非传统安全，不言而喻，大异其趣。
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第2个回答 200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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