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29
先从一个极为冷僻的字说起。
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了这个“覅”字，当初一看到就明白这是江浙沪一带的方言“勿要”的合音字，觉得蛮好，好极了。
以前只知道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字在杭州话里是“嫑”，那是“不要”的合音字。因为杭州话虽然属于吴语，却异于四周围的吴语，那是几百年前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大量北方人进入杭州，将大量北方话混入杭州话之故。
所以吴语地区的人讲“勿要”（“勿”在吴语中读如“弗”），同属吴语地区的杭州人却讲北方人的“不要”，于是就产生了“覅”和“嫑”两个意思相同而形体与发音不同的合音字。
在写作《情迷天涯》时，由于主要写的是海外青田人的生活，需要用到一些青田方言以增强地方特色，我突然悟到，这个“覅”不也正是青田人“勿要”的合音字吗？因为青田人的“要”读如“爱”，“勿”读如“斧”，那么“勿要”就读如“斧爱”，快读就是“覅”。于是每当对话中出现“不要”，我都以青田话的实际发音代之以“覅”。
此次读《海上花列传》，才知道此“覅”字系该书作者韩邦庆首创。《海上花列传 · 例言》：“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由于我都是在手机上写作，如何打出这个“覅”字却是大费周章。起先是按照手写的办法打出后去网上搜索到其拼音为“fiao”，但打“fiao”却找不到“覅“字。也试过网上提示的fiau（苏州、常州一带）、viau（上海、嘉兴一带）和fai（温州一带），都无法打出“覅”这个字来。为什么？究其原因我以为就是汉语拼音没有这样的拼法，也就是说不允许这样的拼法。
由于写作中要经常用到这个“覅”字，不死心的我时不时上网搜索一下，终于瞎猫碰到死老鼠，看到有一位名为北乃kie的网友说：“可以拼音打biao会显示覅。”一试还真的是这样。
可能是制作者将其理解为“不要”的合音字，误以为其读音为“表”，故与“嫑”用了同一个拼音。也可能是制作者觉得“fiao”这个拼音不合规格，无奈之下只好取其意而将其暂时归于“不要”的合音字中。
毕竟有许多方言是有音无字的。那么在小说中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我的原则是：在人物对话中能够使用方言的尽量使用方言，在叙述文字中则尽量使用标准普通话，只在特殊需要时参杂一二方言。但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些方言应该是在无须注解的情况下，让外地人能够读懂，不然宁可舍弃不用。
比如这个“覅”字，即使是北方人，观其形也能够明白它是“勿要”的合音字，而“勿要”就是“不要”，这是无须注解的。
此次读到久负盛名的《海上花列传》，则从反面印证了我上述的原则。
《海上花列传》的对话使用纯粹的苏州白话，即使我这个生长在杭州，平素喜爱越剧、沪剧与昆曲、苏州评弹，可以说是身处吴语包围圈中的人读起来都比较吃力，时不时还需要翻看书后附录的《方言简释》，不然对苏白中的某些特殊用语还真读不懂，更遑论外省人甚至北方人了。
而且在阅读叙述部分时，习惯上使用普通话，因为作者用的是流行的通用语。一碰上对话，由于作者改用了苏白，我也只好立即改用一种以杭州话为基调的，混合了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和越剧腔以及自以为是的苏白。这种不三不四的阅读语言可以美其名曰洋泾浜苏白。
于是整个阅读过程就是在普通话与洋泾浜之间不断地反复进行快速的跳跃式转换。由于这种跳转过于快速、频繁，普通话、洋泾浜往往目不暇接颠三倒四，短兵相接你来我往，乱成一团，真是不胜其烦甚至不胜其苦。可以想见，外省人尤其是北方人读起来会是如何一个模样。
对话使用方言的好处是，能够增进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把人物的神情相貌展示得活灵活现。毕竟许多方言词汇是无法精确翻译成普通话的，即使勉强翻译，也神韵尽失，不及原意之万一。但其弊端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让外地人难以卒读、无法看懂，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流通性。
《海上花列传》的情节叙述使用通用语，人物对话全部运用苏白。其优势与弊端虽同在，但显然弊端更甚，使其影响力大大减弱，其教训是惨痛的。一如当初也同时在写小说的作者的友人所言：“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
假如作者当初听从这位友人的劝告，对话不使用纯苏白，其作品的效果恐怕大不一样。
胡适先生当年曾对作者使用吴语对白大加赞赏，谓其“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我却不大赞同胡先生的这种说法。
想象一下假如《红楼梦》的对话也采用纯苏白，“致客省人几难卒读”，其结果会如何？
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了这个“覅”字，当初一看到就明白这是江浙沪一带的方言“勿要”的合音字，觉得蛮好，好极了。
以前只知道表达同一个意思的字在杭州话里是“嫑”，那是“不要”的合音字。因为杭州话虽然属于吴语，却异于四周围的吴语，那是几百年前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大量北方人进入杭州，将大量北方话混入杭州话之故。
所以吴语地区的人讲“勿要”（“勿”在吴语中读如“弗”），同属吴语地区的杭州人却讲北方人的“不要”，于是就产生了“覅”和“嫑”两个意思相同而形体与发音不同的合音字。
在写作《情迷天涯》时，由于主要写的是海外青田人的生活，需要用到一些青田方言以增强地方特色，我突然悟到，这个“覅”不也正是青田人“勿要”的合音字吗？因为青田人的“要”读如“爱”，“勿”读如“斧”，那么“勿要”就读如“斧爱”，快读就是“覅”。于是每当对话中出现“不要”，我都以青田话的实际发音代之以“覅”。
此次读《海上花列传》，才知道此“覅”字系该书作者韩邦庆首创。《海上花列传 · 例言》：“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由于我都是在手机上写作，如何打出这个“覅”字却是大费周章。起先是按照手写的办法打出后去网上搜索到其拼音为“fiao”，但打“fiao”却找不到“覅“字。也试过网上提示的fiau（苏州、常州一带）、viau（上海、嘉兴一带）和fai（温州一带），都无法打出“覅”这个字来。为什么？究其原因我以为就是汉语拼音没有这样的拼法，也就是说不允许这样的拼法。
由于写作中要经常用到这个“覅”字，不死心的我时不时上网搜索一下，终于瞎猫碰到死老鼠，看到有一位名为北乃kie的网友说：“可以拼音打biao会显示覅。”一试还真的是这样。
可能是制作者将其理解为“不要”的合音字，误以为其读音为“表”，故与“嫑”用了同一个拼音。也可能是制作者觉得“fiao”这个拼音不合规格，无奈之下只好取其意而将其暂时归于“不要”的合音字中。
毕竟有许多方言是有音无字的。那么在小说中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我的原则是：在人物对话中能够使用方言的尽量使用方言，在叙述文字中则尽量使用标准普通话，只在特殊需要时参杂一二方言。但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些方言应该是在无须注解的情况下，让外地人能够读懂，不然宁可舍弃不用。
比如这个“覅”字，即使是北方人，观其形也能够明白它是“勿要”的合音字，而“勿要”就是“不要”，这是无须注解的。
此次读到久负盛名的《海上花列传》，则从反面印证了我上述的原则。
《海上花列传》的对话使用纯粹的苏州白话，即使我这个生长在杭州，平素喜爱越剧、沪剧与昆曲、苏州评弹，可以说是身处吴语包围圈中的人读起来都比较吃力，时不时还需要翻看书后附录的《方言简释》，不然对苏白中的某些特殊用语还真读不懂，更遑论外省人甚至北方人了。
而且在阅读叙述部分时，习惯上使用普通话，因为作者用的是流行的通用语。一碰上对话，由于作者改用了苏白，我也只好立即改用一种以杭州话为基调的，混合了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和越剧腔以及自以为是的苏白。这种不三不四的阅读语言可以美其名曰洋泾浜苏白。
于是整个阅读过程就是在普通话与洋泾浜之间不断地反复进行快速的跳跃式转换。由于这种跳转过于快速、频繁，普通话、洋泾浜往往目不暇接颠三倒四，短兵相接你来我往，乱成一团，真是不胜其烦甚至不胜其苦。可以想见，外省人尤其是北方人读起来会是如何一个模样。
对话使用方言的好处是，能够增进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把人物的神情相貌展示得活灵活现。毕竟许多方言词汇是无法精确翻译成普通话的，即使勉强翻译，也神韵尽失，不及原意之万一。但其弊端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让外地人难以卒读、无法看懂，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流通性。
《海上花列传》的情节叙述使用通用语，人物对话全部运用苏白。其优势与弊端虽同在，但显然弊端更甚，使其影响力大大减弱，其教训是惨痛的。一如当初也同时在写小说的作者的友人所言：“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
假如作者当初听从这位友人的劝告，对话不使用纯苏白，其作品的效果恐怕大不一样。
胡适先生当年曾对作者使用吴语对白大加赞赏，谓其“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我却不大赞同胡先生的这种说法。
想象一下假如《红楼梦》的对话也采用纯苏白，“致客省人几难卒读”，其结果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