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17
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五)
王自成
十五 精明——作为科学认识论原则的“精细格物以致知”
上文对曾国藩思想的讲述,是以尽量忠实于曾国藩的原意为原则的。但在本节,我打算将曾国藩的“精明”稍加发挥。上文说过,曾国藩的“明强”之“明”分为高明和精明,高明出于天分,精明得于学问。精明既然得于学问,而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学问或“学问思辩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格物致知”。因此,我认为用“精细格物以致知”去阐述并发挥“精明”是符合逻辑的。现继续引用他对于精明的解说以为佐证: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请特别注意“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一段话,这显然在说格物的具体方法:光有臆设不行,不如反复权衡;光目测不行,不如使用工具进行测度。所以本文愿意发挥说:精明者,精细地格物以致知,以达到“轻重长短,一丝不差”之明也。如果王阳明懂得这样的格物方法,那么他格竹子就不应该一无所获。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商人之精于算计,或军事家之诡计奇谋,起码不仅仅如此。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反倒要以“渐平”、“渐实”为目的。他还说“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说明“高明”不能代替“精明”,高明者要转变为精明者,尚且“颇不易易”。对此,曾国藩没有进一步解释,我想可以举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故事进行一下说明。崇祯皇帝曾经诏刘宗周问救拔大厦将倾的明王朝的大计,刘宗周回答“修德而已”。这样的回答高明则高明也,然崇祯皇帝没有得到什么,也奈何不得刘宗周,只是将他致仕归养而已。然而终究未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南明灭亡后,刘宗周因理想破灭而自杀。由此可见,到明末,无论中国道家的“道德”,还是儒家的“仁义”,都已经自居高明久矣,然到国家临难,何曾有一策以救国!对于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等,都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进而开展了修正传统中国哲学的“实学”运动,这种“实学”并非就要抛弃“仁义”或“道德”,而要避免这些高大尚的理念止步于空疏的空中楼阁。
可见,曾国藩的“精明”说,是顾、王、黄所倡导的“实学”到清末所结出的硕果,而他是这样论证“精明”的必要性的:
“自古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理细事,若为大臣者,则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成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盛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而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玩味这段话,发现其含义与作为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相径庭。对儒家传统而言,“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只要“修身”而成了圣人,那么就自然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需要别的任何努力了。也许这不是儒家的“本意”,但那种空喊“仁义”而误国的道学家确实太多了。而曾国藩虽在别处也讲“慎独”、“诚意”等儒家传统修身功夫,但上述一段话表明,他认为圣贤并非凭空修德所能成就,而是实干出来的,文王、周公、陶侃等概莫能外。他尤其批评三国时的道学家何晏、邓飏,高谈老庄的“道德”,“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因此,曾国藩事实上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修身万能”的主张(尽管这也可能并非儒家的本意,而是俗儒的一知半解),极力主张要“勤克小物”,也就是须勤勉的进行“格物致知”,从而做到“精明”。
而如果以“精细格物以致知”来阐释曾国藩的“精明”,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说就上升为“科学哲学”了,因为当今所有科学所做的事情皆只是“精细格物以致知”而已。然而,我的这种发挥并非想要拔高曾国藩,前文的论述表明,他的“精明”确实包含了这里所发挥的意思。而如果这种发挥成立,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论的意义就太重大了,因为这有助于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而 这条鸿沟在而100多年后的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开来还时如此巨大,以至他在一系列专著中得出了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结论。
对此,我愿转述一下我在《接着冯友兰和梁漱溟思考》和《格易论》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为说明。我在那里曾试图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提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理论其实包含了通向科学的门径,只是我们原来的理论没有将“精确地格易”提高到认识论原则的高度,因而让中国在科学之门前面徘徊了太久,失去了率先在中国建立现代科学的机会,也造成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在那两篇文章里,我还颇为自傲地宣称,是我本人首次将“精确地格易”提升为认识论原则,认为这是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新更正和贡献。在那里,“精确地格易”或“精明”是补足中国传统哲学短板的一条认识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哲学早已有另一条基本原则“简易地述理”(即“大道至简”),两者共同成为中国认识论的两个支柱,从而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 而这条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中国当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教授在100多年后还认为现代科学步可能在中国产生。
然而,今天我愿意对这一点进行一下更正。因为通过本文对曾国藩思想的总结,我发现曾国藩的“精明”说已经包括了“精细格物以致知”的意思,因而与我在那两篇文章中提出的“精确地格易”完全一致。这说明曾国藩早在 100多年前就窥测到了那座可以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得桥梁了,这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精明”说的重大意义。
王自成
十五 精明——作为科学认识论原则的“精细格物以致知”
上文对曾国藩思想的讲述,是以尽量忠实于曾国藩的原意为原则的。但在本节,我打算将曾国藩的“精明”稍加发挥。上文说过,曾国藩的“明强”之“明”分为高明和精明,高明出于天分,精明得于学问。精明既然得于学问,而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学问或“学问思辩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格物致知”。因此,我认为用“精细格物以致知”去阐述并发挥“精明”是符合逻辑的。现继续引用他对于精明的解说以为佐证: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请特别注意“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一段话,这显然在说格物的具体方法:光有臆设不行,不如反复权衡;光目测不行,不如使用工具进行测度。所以本文愿意发挥说:精明者,精细地格物以致知,以达到“轻重长短,一丝不差”之明也。如果王阳明懂得这样的格物方法,那么他格竹子就不应该一无所获。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商人之精于算计,或军事家之诡计奇谋,起码不仅仅如此。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反倒要以“渐平”、“渐实”为目的。他还说“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说明“高明”不能代替“精明”,高明者要转变为精明者,尚且“颇不易易”。对此,曾国藩没有进一步解释,我想可以举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故事进行一下说明。崇祯皇帝曾经诏刘宗周问救拔大厦将倾的明王朝的大计,刘宗周回答“修德而已”。这样的回答高明则高明也,然崇祯皇帝没有得到什么,也奈何不得刘宗周,只是将他致仕归养而已。然而终究未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南明灭亡后,刘宗周因理想破灭而自杀。由此可见,到明末,无论中国道家的“道德”,还是儒家的“仁义”,都已经自居高明久矣,然到国家临难,何曾有一策以救国!对于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等,都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进而开展了修正传统中国哲学的“实学”运动,这种“实学”并非就要抛弃“仁义”或“道德”,而要避免这些高大尚的理念止步于空疏的空中楼阁。
可见,曾国藩的“精明”说,是顾、王、黄所倡导的“实学”到清末所结出的硕果,而他是这样论证“精明”的必要性的:
“自古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理细事,若为大臣者,则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成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盛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而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玩味这段话,发现其含义与作为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相径庭。对儒家传统而言,“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只要“修身”而成了圣人,那么就自然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需要别的任何努力了。也许这不是儒家的“本意”,但那种空喊“仁义”而误国的道学家确实太多了。而曾国藩虽在别处也讲“慎独”、“诚意”等儒家传统修身功夫,但上述一段话表明,他认为圣贤并非凭空修德所能成就,而是实干出来的,文王、周公、陶侃等概莫能外。他尤其批评三国时的道学家何晏、邓飏,高谈老庄的“道德”,“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因此,曾国藩事实上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修身万能”的主张(尽管这也可能并非儒家的本意,而是俗儒的一知半解),极力主张要“勤克小物”,也就是须勤勉的进行“格物致知”,从而做到“精明”。
而如果以“精细格物以致知”来阐释曾国藩的“精明”,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说就上升为“科学哲学”了,因为当今所有科学所做的事情皆只是“精细格物以致知”而已。然而,我的这种发挥并非想要拔高曾国藩,前文的论述表明,他的“精明”确实包含了这里所发挥的意思。而如果这种发挥成立,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论的意义就太重大了,因为这有助于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而 这条鸿沟在而100多年后的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开来还时如此巨大,以至他在一系列专著中得出了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结论。
对此,我愿转述一下我在《接着冯友兰和梁漱溟思考》和《格易论》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为说明。我在那里曾试图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提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理论其实包含了通向科学的门径,只是我们原来的理论没有将“精确地格易”提高到认识论原则的高度,因而让中国在科学之门前面徘徊了太久,失去了率先在中国建立现代科学的机会,也造成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在那两篇文章里,我还颇为自傲地宣称,是我本人首次将“精确地格易”提升为认识论原则,认为这是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新更正和贡献。在那里,“精确地格易”或“精明”是补足中国传统哲学短板的一条认识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哲学早已有另一条基本原则“简易地述理”(即“大道至简”),两者共同成为中国认识论的两个支柱,从而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 而这条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中国当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教授在100多年后还认为现代科学步可能在中国产生。
然而,今天我愿意对这一点进行一下更正。因为通过本文对曾国藩思想的总结,我发现曾国藩的“精明”说已经包括了“精细格物以致知”的意思,因而与我在那两篇文章中提出的“精确地格易”完全一致。这说明曾国藩早在 100多年前就窥测到了那座可以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得桥梁了,这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精明”说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