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蚁美厚先生于1909年11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南畔洲一个贫农家庭。父亲蚁仲居，母亲陈乖。蚁美厚先生原名美扬，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于贫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腊月，年幼的美扬依然打着赤脚。
旧社会农村封建势力猖獗横行，美扬家不但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压榨，而且常遭乡间大姓、村里强房欺凌。有一次，美扬往田头送番薯汤给父亲解渴充饥，刚走到村前就被绰号“半流氓”的强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扬长而去。母亲得悉美扬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泪下她以怜悯的目光对着美扬孱弱的身体，然后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其红一块、青一块的鳞伤，悲切地说：“儿啊！你今后出门可要留神，若见到那个‘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赶快避开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为娘心疼呵！”此后，母亲把家中鸡蛋储存起来，每周给小美扬煮两次鸡蛋粥吃，算是穷人家的上等补品了。
过去南畔洲以产菜头（萝卜）和菜籽闻名海内外，但由于南畔洲是个小村落，在“强权就是公理”的旧社会，南畔洲地里的菜头常被周围大乡的恶人拔走，使农民不仅白流汗水，还贴了菜种和肥料，只得眼睁睁地蹲在菜园边痛哭，故俗云：“南畔洲菜头痛堀（坑）！”
至于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在旧社会更是司空见惯。童年时代的穷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扬的心灵上引起阵阵冲击，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强食”的恶势力，逐步形成勤奋、耿直和富于正义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侨领蚁光炎回故乡南畔洲省亲及办公益事业。在巡视私塾时，他要塾师介绍一个忠厚老实的学童给他的亡兄蚁允照做义子（蚁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海风灾中都被淹死）。塾师指着美扬说：“这个孩子老实、厚道。”老华侨蚁光炎走到这个衣着朴素的穷孩子跟前，对他仔细端详，见其纯朴、憨直，心里已有几分喜欢；老华侨又通过各方面了解，证实美扬确系一个老实、厚道和聪颖的穷孩子，遂认为“孺子可教也。”经过同族长商量和向其家长征求意见，老华侨蚁光炎终于认领美扬为义侄，并对他说：“好，从今天起，我就认你做子，给你起一个名字，就叫美厚吧广勉以勤学、美德、老实、厚道。最后，老华侨蚁光炎又对这个新认领的侄儿说：“你在家乡努力再读几年书，课余劳动，多吃点苦，等你长大，才掠（带）你去泰国做牛（牛马精神、艰苦奋斗之意）。”
1925年春，年满16岁的美厚被接到泰京曼谷。叔父蚁光炎要义侄从学徒、勤杂做起，接受老华侨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和实际锻炼，白天工作是扫地、倒痰盂、跑腿、抄帐和干粗活，晚上学泰文。当时，给美厚每月只发工资5铢，叔父还对他笑着说：“我初来暹罗当苦力，每月的工资只有2铢，你现在每月的工资，比我初来暹罗还高出350保升哩，年青人要多吃苦、多磨炼，日后才会有出息嘛！”这时，蚁美厚才开终明白当初叔父所说“掠你去暹罗做牛”的全部含义和真正用意。往后，蚁美厚才慢慢跟着叔父学会经商办事，参加中泰各种社交活动。
1936年，蚁光炎先生当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还兼许多社团的重要职位，如泰华最高慈善机构——报德善堂董事长，曼谷华侨医院董事长，泰国潮州会馆常委兼财政，曼谷中华中学、新民学校、中声学校、树入学校、俊才夜校校董会主席，等等，公私事务，十分繁忙。这时蚁美厚也开始成为叔父蚁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让他掌管光兴利船务公司的财政，往后，叔父又让他担任光兴利船务公司经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传到曼谷侨社，椰风哀号，湄水翻泣。由泰华进步文教团体发起的悼念鲁迅先生大会，得到蚁美厚的叔父、泰国中华总商主席蚁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响应。悼念大会就在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光华堂召开，并且免收租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还有泰华进步文教团体的代表许宜陶、许煜、许侠等。蚁美厚先生对召开悼念鲁迅先生大会也很关心，曾亲临会场协助检查准备工作。举行大会的当天，曼谷很多华侨社团都有负责人和代表前来参加大会，光华堂里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肃立的人群。大会的气氛既悲痛又热烈。当时会场有这样的挽联：“大地有阿Q”！“何时灭狂人”?表达了具有爱国正义感的泰国侨胞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懑和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蚁美厚先生即参加“旅泰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积极向侨众和侨社上层分子宣传团结对敌、一致抗日的救国道理，协助蚁光炎主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将其叔父募得部分捐款和抗战物资设法送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当时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也是通过蚁美厚先生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联系的。
对国内来泰宣传抗日和募捐的人员，蚁美厚先生总是协助蚁光炎给予热情的接待，并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到泰国看望华侨和宣传抗战，就是由蚁光炎主席等亲自接她到蚊宅居住，并派人陪她到各埠府同侨胞们开座谈会。蚁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黄兴夫人交谈，从而获得一些教益。
1938年春夏间，广东省军政长官余汉谋、吴铁城派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华侨传达广东抗日情况，鼓励侨胞输财购买飞机，也得到蚁光炎主席的响应和支持。丁培伦、丁培慈兄弟和随行记者梁若麈离开泰国时，蚁光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希望祖国各方面团结抗战，不能对敌妥协投降。”表明蚁美厚的叔父蚁光炎是多么深明大义、关心国共的合作抗日。蚁美厚先生由于长期在其叔父身边工作，受到了爱国主义的薰陶，为他日后继承叔父爱国遗志奠下思想基础。
《暹京时报》于1937年11月1日创刊（1938年12月26日改为《暹京新时报》），李一新任社长，杨伟新任总编辑，朱梦熊任督印人，资金由李一新负责筹措。《时报》配合中国七七抗战，每天刊载抗日电迅，报纸销数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从1938年3月7日起，《时报》改用黄兴夫人徐宗汉所书《暹京时报》报头，同日起每天在报纸头版左角刊出以中国抗战及国际时事为题材的漫画一幅，颇具特色。《时报》或《新时报》的经费发生困难时，屡次都能得到蚁美厚先生的资助，当时找蚁美厚先生帮忙的，就是该报社长李一新，可说“有求必应”。通过这一事例，足见蚁美厚先生当年对宣传抗日救国之热心行动。
1938年秋，泰国爱国侨领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等为宣传中泰文化、促进中泰亲善、团结华侨和宣传抗日，计划创办报馆。这时曾在祖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认为要在远离祖国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发动华侨抗日救国，非宣传不能成功。于是他就向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蚁光炎、余子亮五位爱国侨领建议，并获得全力支持，于 1938年10月1日创办《中国报》（它的姊妹报是《中原报》）于泰京曼谷演说街。而上述五位侨领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国报》的五位股东，侨领陈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陈恒奎，侨领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侨领郑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郑午楼，侨领蚁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蚁美厚，侨领余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余卓燊。《中国报》就是以陈恒奎、李其雄、郑午楼、蚁美厚、余卓桑五位代表人为股东，而由法律顾问陈绎如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的。
《中国报》编辑部拥有一批名记者和报界资深的编辑人员，堪称阵容强大。社长初时是陈恒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担任社长，李其雄还兼任《中国报》的总编辑和督印人，他是《中国报》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报》每日出版报纸四大张，分为午版三大张，早版一大张，如遇重要战讯，则随时刊出号外，此外，每逢星期日，还出版16开本《中国周刊》。《中国报》出版后不久，增刊《中原报》一大张，以代替《中国报》早报，这种姐妹报是适应泰华报纸的实际需要，以防万一发生意外，即可以另一报名顶替，继续出版。《中国报》在为正义呼吁，提醒侨胞警觉，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侨胞的赞扬。1939年8月，《中国报》和其他八家华文报皆被当地政府查封，仅有《中国报》的姐妹报－－《中原报》获准继续出版，这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唯一华文报，同时也是泰国政府对华侨传达政令的唯一报纸。此报一直坚持到日军在曼谷登陆，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时，蚁美厚先生象往常一样，在曼谷素里翁路蚁宅等待叔父回家，准备向他汇报当天业务和社团工作，突然从中央医院打来特急电话，说“蚁光炎主席遇刺身亡！”这一有如晴天霹雳的噩耗，使蚁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当蚁美厚得悉叔父蚁光炎是被日伪指使的凶手暗杀之后，默默地站在蚁光炎的遗像面前立誓：“阿厚坚决继承叔父的爱国遗志，踏着您老人家的血迹前进，继续从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项事业，以慰叔父在天之灵！”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是一位可嘉可敬的爱国侨领。抗日战争初期，凡是接触过蚁光炎的国内外人士和当地侨众，无不为他的这样一句话所激动：“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1938年秋，蚁光炎考虑到祖国人民正在抗战，中国西南运输线（尤其是滇缅公路）的重要，他遂带头捐献几部汽车，并发动华侨司机和机修工到西南运输抗日物资，支援祖国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蚁光炎主席曾委托翁向东先生运送两部救护车和大量药品交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也曾委托李其雄先生携带捐款和运送抗日物资交到香港廖承志办事处，并多次通过曼谷广东省银行汇巨款到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转交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人，表达他老人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1939年?月，蚁光炎主席来港，亲自把一些抗日物资和捐款交到廖承志办事处，并与何香凝、廖承志亲切会晤，商谈抗日大事。对于这次会晤，蚁光炎感到十分兴奋，使他大大增强对持久战和抗日必胜的信念，返泰后他一再对蚁美厚和其他爱国进步侨领提起这件事。
1939年8月，蚁光炎主席离港飞渝，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建议，并交纳个人献金2万，作为抗日军费。事毕，他又亲自到四川、云南各地考察实业和当地生产状况，并另派姚万达滑西南公路经贵阳、桂林等地考察，以便劝导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开发，增强抗战实力。作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带头在云南边境的佛海投资兴建一个垦殖场，第一期的建场费为10万元，这笔款由其侄儿蚁美厚陆续付去。当时由蚁光炎主席先后委派到佛海考察和办场的人员有：罗汉、林子云、李一新、蚁昭佑等人。
蚁光炎主席这次回国，行程迢迢，历时五个月，备极辛劳，于1939年l0月初才返抵泰京。蚁光炎回国归来，风尘仆仆，十分疲惫，且患眼疾，但他一想起国难当头，赤子报国刻不容缓，便不顾疲惫和眼痛，满腔热情地向中华总商会和侨胞们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提倡回国投资，开发西南，加强华侨爱国大团结。
据约略统计，蚁光炎主席在遇难之前，仅发动侨胞及其个人送交重庆国民政府的救国捐款就达600万元以上，加上秘密推销救国公债和捐献大批抗日物资，那数量就更多了。众所周知，蚁光炎还曾多次以巨款和物资支持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
由于蚁光炎是坚决抗日的爱国侨领，开始他即以“反抗侵略，全力救亡”为号召，在泰国华侨的各项爱国运动中，作出巨大的贡献，故他在侨居国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他也就成为欲以泰国为“南进”根据地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蚁光炎刚从祖国回到曼谷的时候，日伪就派汉奸陈春木找他“谈判”，说什么“只要蚁先生肯放弃抗日主张及行动，马上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日后皇军开进暹罗，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特权和专利……”并对蚁光炎发出“如不答应则后果自负”的通牒。但蚁光炎先生既无所动，亦无所惧，当场把陈春木痛斥一番，然后把他赶走。表现了海外赤子抗敌御侮的坚强决心和忠贞不二的民族气节。
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不成，于是日本暗设在曼谷的特务机关加紧布置汉奸着手杀害蚁光炎。往后，风声越来越紧，形势更加险恶。当时有些爱国进步人士要蚁美厚先生转告其叔父：“因为先生带头抗日，触犯日寇‘南进’利益，他们会派汉奸和指使凶手下毒手，今后应尽量少出门，特别晚间不要外出。”蚁光炎答曰：“怕什么！我一心报国，没有得罪人，也为侨社做了大量事情。阿厚，你不是看我每天清早身上带的钱（几百铢到一、二千铢），晚上回家都没剩，还不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吗?”蚁美厚说：“叔父，您是爱国领袖，在侨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事，您坚决抗日救国，凶残的日寇岂会轻易放过您．还是小心为上策。”蚁光炎坦然曰：“若为国家民族之事，则何处非险地，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祖国在危难中，我岂敢以性命自私乎?严正气凛然。蚁光炎先生这种献身抗战、虽死不辞的爱国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蚁光炎遇刺后，蚁美厚先生被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并兼任其他社团的职位（如泰华报德善堂董事，曼谷华侨医院董事，泰国潮州会馆执行委员，泰国澄海同乡会理事。等等）。蚁美厚先生一方面继续与侨社中的抗日进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另方面努力协助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促进中泰友好、做好团结华侨工商业者的工作和继续在侨社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蚁美厚先生有一位叫做陈子谷的亲戚。陈子谷，原名年裕，1916年出生广东省南澳岛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一岁时被卖给泰京三聘泰来堂药行头家（老板）做继子，13岁回国升学，18岁在北平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东渡日本留学，21岁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22岁开始在新四军军部工作。1939年，陈子谷的祖父（泰京三聘泰来堂的老头家陈峥嵘）病逝，泰来堂产业的托管人陈成瀛通知陈子谷返泰继承遗产（陈子谷的养父已逝世多年）。当时，正值新四军缺乏经费，新四军军部遂决定利用陈子谷赴泰继承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为新四军筹集经费。1940年初，陈子谷抵泰，曾在曼谷耀华力路香海酒楼举行小型座谈会，介绍新四军抗日情况，得到与会爱国侨胞的支持，纷纷解囊捐钱给新四军。蚁美厚先生因为是陈子谷的亲戚，两人私下见面，陈子谷对蚁美厚先生说：“新四军在皖南前线浴血抗日，很需要医药，天冷还需要御寒衣物，您就捐献医药、卫生衣和其他衣物吧。”蚁美厚先生由于与抗日进步力量有密切的联系和接触，对新四军多少有些了解，他就捐一笔钱委托陈子谷到香港购买药品、卫生衣和其他衣物赠送新四军。
陈子谷把募集到的捐款和大部分遗产（小部分遗产留给庶母）从曼谷广东省银行汇到香港，作为新四军购买医药、冬衣和军用物的经费。陈子谷从香港回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称赞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并通报全军表扬。此后，担任“东南华侨联合会”主席的陈子谷还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新四军。50年代初期，主管外事门的陈毅副总理在北京的一次报告会上，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热情支援，称赞“华侨真是难得”，“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很大。”
蚁美厚先生为了纪念叔父蚁光炎为国捐躯，曾与新加坡《南洋学报》编辑部联系，在《南洋学报》刊载有关泰国中华总商会故主席蚁光炎的纪念文章，并拿出一笔钱给《南洋学报》作为出版经费。1941年9月发行的《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三辑）刊登了3篇纪念蚁光炎先生的文章：张兰臣：《蚁光炎先生家传》；汤伯器：《蚁光炎先生被害始末》；吴敬恒：《蚁光炎先生墓表》。蚁美厚本来还准备拿出一笔钱在几年内刊印一套中泰文化丛书，并已联系好了，这项计划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都有报道。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出版中泰文化丛书的计划无法实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曼谷登陆，蚁美厚先生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张兰臣、泰国中华总商会法律顾问陈绎如等人一同避入素攀，拒绝与日军合作。后来，局势比较稳定，他们才从素攀返回曼谷。回到曼谷以后，蚁美厚即与地下抗日进步力量进行联系，保持经常的接触。
为了抵制日军随便征用驳船运载军事物资和粮食，曾任泰国财政部长助理的昭坤·披耶闷海（他也拥有一些驳船》向当时泰国的交通部和港务局建议，把泰国所有公私的驳船都组臣织起来，成立“泰国驳船联合公司”，向泰国政府登记注册备案，运用法律手段保护驳船所有陆的权益和抵制日军滥用驳船。这一建议得到中泰有关人士的赞同和响应，认为这是一种好对策。“泰国驳船联合公司”于1942年底正式成立，由泰国交通部长乍仑·叻特那军·社里良力将军担任董事长，港务局长拍葩叻（泰国海军司令銮信的岳父）担任董事总经理（代表官方），蚁美厚先生担任副总经理，另一位副总经理则由马立群的代表担任，董事有坤任·披耶玛海、伍竹林、马立群、蚁玉音等，秘书长是阿里颂（许仁义），会计主任是坤盘，董事会的法律顾问是森傅士。可见这时蚁美厚先生在加强泰华经济合作和共同抵制日军方面，也发挥过一些作用。
出于策略和安全的考虑，在日军占领泰国期间，蚁美厚先生不再公开参加抗战初期成立的“泰国华侨各界抗日联合总会”（1944年底改为“泰国华侨各界反日大同盟”）的活动，但他仍暗中以各种方式支持泰华侨社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泰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由泰运动”。例如，蚁美厚先生曾从经济上支持泰国第一份抗日地下小报－－《真话报》的出版；蚁美厚先生与泰国人民抗日组织“自由泰”的中坚分子銮戍·戍差拉柿（泰国内务部长）有较密切的联系，并介绍侨社抗日进步力量的负责人与他认识接触，銮戍又介绍当时泰国的警察总监銮察与侨社抗日进步力量的负责人进行经常性的联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