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7-02-13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现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朝会”代表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来是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白居易当“谏官左拾遗”最窝囊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硅、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日“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慨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自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自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熄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现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朝会”代表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来是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
白居易当“谏官左拾遗”最窝囊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帝都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硅、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日“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慨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自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自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熄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