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历史

在大明帝国近300年统治期间，创建了许多制度，“内阁制”就是其中光辉的一项。 大明帝国创建初期，为了巩固政权，洪武帝废除了宰相，把宰相的权力收归自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地方上分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这样就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能力等因素，皇帝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六部百司的政务，因此，在永乐帝期间，内阁制就应运而生，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所担任的官员其官阶比较低，权力也很有限。但从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到了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集团代表。 经过大明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明朝分内廷、外廷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完全对称。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外廷有三法司，内廷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 其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这样就形成了决策权归皇帝，议政权归内阁，行政权归六部的权力平衡局面。 在内阁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权力平衡这一主线，而且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但又和以往宰相不同，内阁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的权力。其最大特点： 内阁拥有“票拟”之权。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以及批答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的文书。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也可以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呈送皇帝审批。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同时，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其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干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这就使内阁在限制皇帝滥下诏令的斗争中，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而且内阁在大明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即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能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这样就保证了内阁成员的稳定，也直接增加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筹码，这也是大明内阁制的一大特点。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在明代，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不得不向内阁低声下气，甚至发生向内阁成员行贿的千古奇谈，而且还常常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终观明代，经常发生皇帝不理政务，甚至二十年不上朝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但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连当时的利玛窦曾这样评价内阁的作用：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被判决的人得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皇后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选取《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 在中央政权高度集中及王权高度专权的明代，能产生内阁制这一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体制，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进步。由于本人的知识有限，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很是肤浅，非常欢迎各位战友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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