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黑暗的中世纪里,似乎城市成为了自由的灯塔和百姓的天堂,然而,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会勃勃兴起呢?这其中有着众多考量。
略论城市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
1、领主与农奴
欧洲的封建制度,向来被标榜为最典型的封建制度。这种典型的封建制度,在贵族内部表现为层层封赐,互不统属;在贵族与平民之间表现为领主与农奴和自由民的矛盾。
换言之,欧洲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领主主导的庄园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的“螺丝钉”,就是任劳任怨的农奴。
但他们的处境往往不尽如人意。在法律上,农奴属于主人。这就是说,农奴有义务为主人耕种土地、照料家务、服劳役,主人则要为农奴提供土地和庇护。
这种农奴同时有家内奴隶和劳动奴隶的性质。尽管农奴事实上是代代相传的,父子之间也可以继承财产,但由于法律上形同私产的地位,农奴需要向主人缴纳田税甚至遗产税、结婚税。
起初,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是适合历史条件的,但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往的制度需要改变。这种改变于是首先从商品贸易最发达、经济地位最高的地区开始,城市诞生。
2、农业革命与商业革命
“在贸易出现之前,总需要有剩余的农产品和剩余人口,否则何来交换的商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石。在中世纪中期,欧洲经历过一次至关重要的社会转型,形式是农业和商业革命。
农业上,贵族引导和鼓励开荒的行为,他们号召人们由“憎恨刀剑”“转向犁头”,以此来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免除垦荒的租税,并对开垦的人让予财产权或用益权,耕地面积增加。农民使用两轮制、三轮制,提高了耕地效率;新的种植工具更为普及,生产技术进步。
商业上,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刺激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产品的需求、细化了社会分工。
3、宗教的积极作用
中世纪西欧的宗教,毫无疑问是基督教,即使是自由的城市人民,也并不能在宗教上成为异端和异教徒。但宗教并不是就只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最高要义,在于坚持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这种普世观念有利于形成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消除不同地区、阶层之间人的隔阂和争端。
与平静的乡村不同,城市市民来源复杂。有商人、工匠、小生产者、也有逃跑的农奴、私奔的贵族男女等等。因此,这一点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更具现实意义。
浅析城市兴起过程中人们的努力抗争
诚然,城市发展后期,有众多封建主看到了城市发展的效益,主动扶持城市的发展,但城市争取自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主要依靠金钱赎买和武力抗争来使城市更为自由。
1、城市自治运动
封建制度下的领主,不仅对农奴有相当大的权力,对自己的领地,也有司法权和军事政治权力,为求城市的发展,避免封建主的剥削,城市居民需要争取一定的自治权利。十世纪以后,商业复兴,战火平息,城市发展的条件逐渐成熟,于是城市居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城市自治运动。
领导者是商人,起初并没有自由人权等概念,他们的唯一动力,就是有利可图。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北部,在那里商业生活出现较早,在之后的一两个世纪里,运动在欧洲蔓延开来。封建主面临这样的不确定因素,起初是遏制城市的。
但一方面,商业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封建主内部也并不统一,因此便于城市各个击破。
事实上统治西欧的基督教和罗马教廷对商业并不友好,在原始教义里,致富几乎是罪过,人们赞美清苦自律,而商业发达的伊斯兰与基督教是死敌。于是生活在各个教区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教区主教。
对于领地封建主来说,主教与他争夺领地内的赋税等等,而又是国王任命,中央和地方之间有离心力;对于国王来说,主教与他是王权与教权的争夺,主教被攻击对他也有好处。教俗贵族内部权力争夺,更容易对新兴的仍很弱小的城市妥协。
2、特许状的出现
特许状,也称“豁免证书”。是指中世纪欧洲国王赐予领主领地免受管辖的特恩权时所颁发的一种证明文书。其中载明禁止地方官员进入持有豁免证书的领地行使税收和审判等方面的职权。
特许状是国王削弱地方权力的策略,需要城市居民花费大量金钱赎买,但总比自治运动这样的武力抗争损失较小。
特许状的出现也反映了典型封建制度的弊端。
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西欧农民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成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需要集权的遏制,不是个体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地方分权所能够抗衡的。
但是相反,西欧中央集权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既无力保障领主制和农奴制生产关系的稳定,也无法遏制地方分权的倾向。于是,受压迫而反抗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建设城市、争取自治。
小结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就有独立的城邦,这些城邦出于军事的考虑建立,又因为人们的聚集逐渐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职责。因此毋宁说中世纪的城市是古典时代之后的复兴。
中世纪城市的兴起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业对人们的束缚减小,过剩的劳动力有机会脱离农村,创造更多的价值,商业和手工业也因此繁荣起来,形成与城市相配合的市场。其次,经济实力达到之后,人们势必谋求人身的自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
这样,城市就成为封建制度的法外之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蓄力量。
因此城市兴起的外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压迫,内因则是市民的不断抗争和商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