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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国通史 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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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6-02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 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 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注释:
1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华文书局影印本,总24014页。
2 李世弼:《金登科记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第384页。
3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页。
4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6 转引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页。
7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8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9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10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12 转引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5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页。
16 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页。
18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19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转引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页。
20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1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2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46页。
24 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80页。
26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6-457页。。
27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 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 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注释:
1 林乐知:《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华文书局影印本,总24014页。
2 李世弼:《金登科记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第384页。
3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页。
4 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5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6 转引何晓明:《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页。
7 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8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9 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10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12 转引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14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5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页。
16 袁立春:《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页。
18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19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转引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页。
20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1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2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46页。
24 转引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80页。
26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6-457页。。
27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第2个回答 2006-06-01
二、教育革新与今日教改
在东北近现代教育史上,较为突出的两次教育变革是清朝的教育革新与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这两次教育变革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东北教育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我国今日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
清朝,教育的革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另一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其中,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东北教育的影响要比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给予东北的影响程度强一些。维新变法时期,东北虽然对教育变革的各项条令未能落实,但由于在此前后东北各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成长,要求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教改呼声也日渐增强。私学在该时期发展迅速,有识之士把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做“人才盛”、“国势强”之关键。但该时期东北官学的变化不大,学校的面目依旧,尤其是旗学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不仅丧失了昔日尚武之风气,而且对今后新教育变革之要诣--“兴新学”置若惘闻,呈现出弃旧拒新的局面。该时期,东北地区对科举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不失为一大进步。
民国初年,教改的有关法令,内容丰富,措施也较为切合当时实际。具体做了五大方面的变革,即对教育目的、教育方针、学校教育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经费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针中对师范教育进行了特别强调,给予了足够重视。在师资问题上,突出地强调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以及提高教师的待遇等。教育目的则不够明确,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突出强调个性发展及适应社会需要的人。而三次学制改革,都本着适应国情,适应民生及谋求个性发展的原则,教育经费未做太大改革,基本沿用清末做法。总的看来,民初的教育变革,无疑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该次教改对东北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东北的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引起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教育革新,为今日教育改革提供了如下经验与教训:首先,教育变革必须适应社会与民族的需要,不能脱离本国国情,这是民国初年教改的经验。今日我们的教改也要借鉴这一经验。其次,教育变革必须是吐旧纳新,对于落后的东西要剔除,对于进步的东西要吸收,不能象维新变法阶段东北的教改那样,既未吸收进步的内容,又未抛弃腐朽的内容,反倒丢掉了旧教育中积极可取的成分。第三,师范教育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教师待遇的改善也是今日教改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第四,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变革是历次教改必须着眼的问题。第五,教育制度也是教改应该认真斟酌的问题。只有客观地借鉴前人教改经验、吸取其教训,才能搞好我们今日的教改。
三、东北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8月,中共中央便着手建立东北解放区,在恢复主权,建立行政机构、开展解放区生产建设运动的同时,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4年的时间,直到建国前,解放区的教育经历了由思想改造阶段到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的发展。归纳这一时期教育的经验,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党对教育的领导。从思想改造阶段起,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就由共产党确定。每一次教育会议都在党的领导下召开,这样便确保了教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解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各地区的教育、各层次的教育仍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革命经验。
第二,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团结与教育,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之初,我党就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培养,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风气。
第三,在教育工作的侧重点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需要,强调重视干部教育,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经验。
第四,注重初等教育的发展,提倡社会教育。在思想改造教育阶段,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要兴办社会教育,到了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才开始发展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成人教育也有了大幅度的发展。
第五,提出了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结合”的原则。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则反对“填鸭式的、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以发展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总而言之,东北解放区四年的教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的许多方面成为建国后我国教育始终借鉴的内容,对东北的教育更是产生了许多直接影响。
总的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东北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能够汲取许多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特别是对东北今日的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的进步均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及伟大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王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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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现代化变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传统教育体制所无法培养出来的。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举制——隋唐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20]
科会制的废除如同科举制的产生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罗兹曼评价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1]尽管罗兹曼的说法未必准确和妥切,但他从科举制的废除中看到新政时期的深刻和社会变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变化,却是令人赞叹的眼力。
与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据学部统计,光绪三十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4年后,学堂总数增长为52348所,学生总数扩展到1560270名,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出洋留学上。由于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和洋务时期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绪二十七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绪三十年底,留日学生数大约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们以日本为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一级的通儒院。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在东北近现代教育史上,较为突出的两次教育变革是清朝的教育革新与民国初年的教育变革。这两次教育变革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东北教育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我国今日教育改革或多或少地提供了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
清朝,教育的革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另一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其中,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变革对东北教育的影响要比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变革给予东北的影响程度强一些。维新变法时期,东北虽然对教育变革的各项条令未能落实,但由于在此前后东北各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成长,要求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教改呼声也日渐增强。私学在该时期发展迅速,有识之士把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做“人才盛”、“国势强”之关键。但该时期东北官学的变化不大,学校的面目依旧,尤其是旗学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不仅丧失了昔日尚武之风气,而且对今后新教育变革之要诣--“兴新学”置若惘闻,呈现出弃旧拒新的局面。该时期,东北地区对科举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不失为一大进步。
民国初年,教改的有关法令,内容丰富,措施也较为切合当时实际。具体做了五大方面的变革,即对教育目的、教育方针、学校教育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经费等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针中对师范教育进行了特别强调,给予了足够重视。在师资问题上,突出地强调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以及提高教师的待遇等。教育目的则不够明确,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突出强调个性发展及适应社会需要的人。而三次学制改革,都本着适应国情,适应民生及谋求个性发展的原则,教育经费未做太大改革,基本沿用清末做法。总的看来,民初的教育变革,无疑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该次教改对东北的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东北的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引起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变化。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教育革新,为今日教育改革提供了如下经验与教训:首先,教育变革必须适应社会与民族的需要,不能脱离本国国情,这是民国初年教改的经验。今日我们的教改也要借鉴这一经验。其次,教育变革必须是吐旧纳新,对于落后的东西要剔除,对于进步的东西要吸收,不能象维新变法阶段东北的教改那样,既未吸收进步的内容,又未抛弃腐朽的内容,反倒丢掉了旧教育中积极可取的成分。第三,师范教育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资队伍素质的提高、教师待遇的改善也是今日教改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第四,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的变革是历次教改必须着眼的问题。第五,教育制度也是教改应该认真斟酌的问题。只有客观地借鉴前人教改经验、吸取其教训,才能搞好我们今日的教改。
三、东北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8月,中共中央便着手建立东北解放区,在恢复主权,建立行政机构、开展解放区生产建设运动的同时,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过4年的时间,直到建国前,解放区的教育经历了由思想改造阶段到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的发展。归纳这一时期教育的经验,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党对教育的领导。从思想改造阶段起,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就由共产党确定。每一次教育会议都在党的领导下召开,这样便确保了教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且,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解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各地区的教育、各层次的教育仍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革命经验。
第二,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团结与教育,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之初,我党就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培养,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十分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倡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风气。
第三,在教育工作的侧重点上,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放战争时期,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需要,强调重视干部教育,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经验。
第四,注重初等教育的发展,提倡社会教育。在思想改造教育阶段,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要兴办社会教育,到了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才开始发展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成人教育也有了大幅度的发展。
第五,提出了科学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结合”的原则。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法上,则反对“填鸭式的、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而代之以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法,以发展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总而言之,东北解放区四年的教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的许多方面成为建国后我国教育始终借鉴的内容,对东北的教育更是产生了许多直接影响。
总的看来,今天我们对中国东北近现代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与反思,能够汲取许多历史经验与教训,对我们特别是对东北今日的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的进步均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及伟大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王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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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现代化变革的深入,亟求大批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又是传统教育体制所无法培养出来的。自洋务运动以来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因而无一例外地试图变革教育传统,瓦解旧的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挟时势之力,终于在教育变革上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最初的突破是科举制——隋唐以来沿袭一千多年的教育制度。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下令废除八股。3年后,又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止。”[20]
科会制的废除如同科举制的产生一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罗兹曼评价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1]尽管罗兹曼的说法未必准确和妥切,但他从科举制的废除中看到新政时期的深刻和社会变动而不仅仅是教育制度的变化,却是令人赞叹的眼力。
与废八股、罢科举相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以相当规模展开。据学部统计,光绪三十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4年后,学堂总数增长为52348所,学生总数扩展到1560270名,其发展速度相当惊人。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出洋留学上。由于清政府以积极姿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同时对学成回国经过考核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项出身,予以任用,留学海外一时蔚为热潮。和洋务时期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光绪二十七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尚只有280名,到光绪三十年底,留日学生数大约有8000至10000人。
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们以日本为模式,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一级的通儒院。从高小毕业到大学毕业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第3个回答 2023-06-18
近代教育一、近代教育的背景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科技发展,社会风气趋向自由、民主,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对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教育理念也在悄然中渐渐地转变,真正走上了大众化、普及化、科学化的道路。二、近代教育的发展1、近代教育起步近代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至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康德则是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他把教育与人性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从啥开始,往啥里去”的教育理念。2、近代教育的普及19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学校教育向大众开放,而普及教育则是近代教育的重点。普及教育实施的意义在于增强人民的文化素质,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3、近代教育的科学化近代教育科学化是近代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主要包括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师培养等多方面。近代教育科学化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教育研究和理论发展的指引。4、近代教育的国际化近代教育的国际化,主要指教育的开放和共享。国际间的教育交流日益频繁,国际教育也因而变得越来越多元,开放化也在不断推进。三、近代教育的启示近代教育重视个性发展,强调科学教育,注重普及教育,倡导课程改革,推崇师德师风建设等。这些理念都对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四、近代教育的热点问题1、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今天教育发展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如何保证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如何消除城乡教育差异,如何改善校园环境,都需要进一步探讨。2、现代教育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成为近年来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VR技术等手段创新教学、构建化课堂,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3、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如何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如何提高教育教学的科研水平,如何到异地或海外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都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议程。五、总结近代教育在历史上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参考意义。因此,们需要不断地总结近代教育的先进经验,以期不断推动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
第4个回答 2023-05-16
【近代教育的】近代教育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的教育系统经历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通常是出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所需。以下是关于近代教育的:1. 教育改革近代教育起初是针对精英阶层而设的私立学校,它们的目的是为产业和政治领袖培养接班人。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公立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在一些国家,普及教育的需求成为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并出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2. 教育水平的普及近代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教育水平的普及。在此时期,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受益于教育,这可以追溯至社会和经济的进步,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让人们更多地接触到高等知识和技能。3. 教育观念的转变近代教育的另重要特征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在这个时期,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了培养领导人才,更重要的是把教育一种发展和提升全社会的方式。因此,教育的目的开始向更多方向发展,如个人能力提升、人格塑造等。4. 教育制度的建立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观念的转变,近代教育制度也随之建立。这些制度包括了整个教育系统的管理、教材的编写、教师的培训等方面,确保了教育能够更加规范和有组织的进行。总之,近代教育的变革和进步对人们的学习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现代世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