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十六国初期,刘渊的汉赵、石勒的后赵先后崛起,开启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先河。但与历史悠久的匈奴人相比,羯族的崛起略显突兀;相对于出身贵族、享受汉文化教育的刘渊,曾经当过奴隶的石勒更加传奇。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族群,为啥能在乱世中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首领石勒到底何德何能,能够战胜各族强劲对手?
我们看待历史时,如果脱离所处的具体环境,单纯执着于个体的善恶,很容易会被情绪所左右。天生的人性无所谓好坏,所处的环境与经历,才是滋生善恶的土壤。从佃农到奴隶再到皇帝,石勒的独特人生道路,蕴含着偶然与必然;他与汉人谋士张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源动力在于西晋王朝的两大歧视性制度。
从努力耕田到落草为寇,被大时代裹挟的石勒
关于羯人的来历,《晋书》中称是“匈奴别部”,即匈奴人的分支。那时的匈奴,并不是某个种族的特称,而是草原上大大小小游牧族群的混合体;以羯人为例,由于其圈子相对封闭,长相上还保留着高鼻深目、胡须浓密的中亚人特征(后来冉闵杀胡时,就以此为筛选标准)。
西晋时期,羯族人早已跟着匈奴人一起内附,被安顿在并州地区与汉人杂居。石勒及其部族,大多生活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客观来说并不怎么美好。
当初魏晋统治者引入这些人口,从初衷上来讲,是为了缓解常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增加政府税收。晋武帝司马炎时期,郭钦曾就此进行了描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因此,对于这些内迁民族,西晋朝廷延续了“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政策,即跟所在地汉人百姓承担同等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却对这些内迁百姓额外采取了高压、歧视、奴役政策。对于这一点,司马衷时期的太子洗马江统在他的《徙戎论》里写道:“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沦为奴婢、佃客,以至于“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而石勒的经历,正是这一状态的真实写照。
石勒虽然出自“部落小率”(小头领)之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受压迫的命运。在14岁的时候,他曾跟着同乡一同前往都城洛阳贩卖家乡土特产。大都市的繁盛、恢弘,让这个少年眼界大开,情不自禁的发出了几声长啸。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朝廷高官王衍看到,这位学富五车、知识丰富的名士琢磨了一会,对这个小胡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手下前去捕杀。好在此时石勒等人已经走远,淹没在茫茫人潮中,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做个假设、脑补一下:美国的一个黑人,由于在华盛顿发出了几声大叫,就被政府高官诛杀,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内迁少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讽刺的是,多年后,王衍竟死于石勒之手。)
随着石勒逐渐长大,杰出的素质逐渐体现:“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但这种天赋并无用武之地,他跟其他族人一样,成了替汉人地主耕地的佃户。同时,由于颇有领导才能,他还替代性格暴躁的父亲履行“部落小率”之职。
当时,一些父老很看好石勒,认为他“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建议乡亲们善待他。但大多数人对此嗤之以鼻,只有地主郭敬、宁驱深有同感,二人时常对石勒进行资助、照顾。而石勒对此也感激涕零、知恩图报,为这两家耕地时特别的卖力。
不出意外的话,石勒也许会沿着父辈们的轨迹,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农民。但司马氏的西晋朝廷没给他这个机会。
晋惠帝的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年),八王之乱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之间爆发了混战,数十万大军血腥厮杀,朝野一片混乱;同时,旱、蝗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并州陷入大规模饥荒,在外做工的石勒与其同族流散,于是返回故乡寻求恩人宁驱的帮助。
但在那时,当地的北泽都尉刘监正四处抓捕归乡的胡人,其后当成奴隶卖掉。在宁驱的竭力帮助下,石勒才逃过一劫。眼见武乡险象环生,他只好再次背井离乡,计划前去投靠纳降都尉李川。
为了躲避官兵,石勒一路上躲躲藏藏,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幸运的是,在途中竟然遇到了郭敬。绝境遇知音,石勒不禁痛哭流涕,倾诉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见到这幅惨状,郭敬也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大度的为石勒提供衣服、食物。
缓过神来的石勒,体现出了他的眼界与气魄。他向郭敬建议:眼下饥荒肆虐,生产秩序荡然无存,并州胡人已到了饿死的边缘,地主们也早晚坐吃山空;因此,不如把当地胡人骗到冀州乞讨,其后趁势把他们卖掉。这样的话,胡人饥民得以活命,郭敬也能赚的一笔可观的资金,可谓一举两得。
但还未等郭敬付诸行动,当时的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捷足先登。为了帮助自己的哥哥——正在参与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他命令手下将军郭阳、张隆在辖区内抓捕胡人,其后卖到山东换取军饷。石勒也没能逃过一劫,他和大量匈奴、羯人同乡纷纷被抓,每两个人戴着一副枷锁,被晋军驱赶着前往山东地区(太行以东)。
一路上,石勒遭到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一度险象环生,好在郭阳是郭敬的同族,帮助石勒熬过了这段令人恐惧的历程。最终,他被卖给茌平(山东聊城)人师欢为奴,继续从事他种地的老本行。
师欢也有识人的眼力劲,由于自己非同寻常的相貌、气度,石勒被免掉了奴隶的身份。但即使如此,身在那个乱世,他注定无法享受安定的生活,期间曾差点被游军抓获。
这段时期的多舛经历,逐渐改变了石勒的思维,他不再甘于当一个任人鱼肉、朝不保夕的安分守己者。这期间,他与隔壁的牧马人汲桑结为好友,并且纠结了王阳、吴豫、刘膺等17个悍勇之人,组成了“十八骑”,开始了打家劫舍之旅。
乱世出枭雄,石勒的才能崭露头角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中原地区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起先,东海王司马越纠集了10万大军进攻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但落得惨败,随军的晋惠帝司马衷也被挟持;
其后,并州刺史司马腾决定替哥哥司马越出气,他联合幽州刺史王浚,纠集了乌桓、鲜卑骑兵帮助自己进攻邺城;
危急之下,司马颖让匈奴首领刘渊回并州替自己组织人手,但对方随即翻脸,自称为汉王;司马颖逃到洛阳后,落入了司马颙之手。
在这种乱局下,司马颖老部下公师藩等人纠结起数万兵马,在赵魏等地作乱。石勒也跟随汲桑前来投奔,由此正式开启了从军之旅。
但没过多久,公师藩就被西晋平昌公司马模击败,随后死于名将苟晞之手。汲桑与石勒只能逃回当初放牧的地方,招募亡命之徒、自立门户。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汲桑自称大将军,并且举起了替成都王司马颖效力的旗帜,与司马越、司马腾两兄弟较上了劲。
在这个过程中,担任汲桑前锋骨干的石勒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华。公元307年,他们攻入邺城,斩杀轻装出逃的司马腾,杀死守军万余人,劫掠妇女财宝而去。随后他们渡黄河、南攻兖州,直面司马越派出的名将苟晞。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在平原、阳平之间交手三十多次,苟晞笑到了最后,主力尽失去的汲桑、石勒只得往西投奔刘渊。途中,他们遭到了多股晋军的截杀,汲桑死于非命。此时已落单的石勒,如果直接投奔刘渊,势必不会得到重视,于是他决定先行空手套白狼。
石勒逃到上党地区,投靠了张(bei)督、冯莫突率领的胡人武装。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能力,迅速得到了众人的爱戴。随后,在石勒的鼓动下,这股势力归顺了正处用人之际的刘渊。他也因这份功劳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注意这个字眼),全权负责统率这支人马。
不久后,为了帮助刘渊收复乌丸人伏利度的武装,石勒上演了一出无间道,只身前去投靠;在获得对方将士的信赖后,他绑架伏利度、降服众人,其后带领全部人马投奔了刘渊。
石勒的这两次神操作,将自己的魄力、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由此也获得了刘渊的倚重,被任命为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负责统帅原张督、伏利度的部下,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武装。
由枭雄到帝王,石勒的贵人是汉人张宾
接下来的几年里,石勒成了刘渊手下的一把利刃。
公元308年,石勒受命往东攻打赵、魏地区,击败了西晋司空、并州刺史刘琨的队伍,攻陷壶关、魏郡、顿丘等地。其后,石勒严格约束队伍,在当地挑选了五万名强壮百姓编入军队,其他老弱妇孺则秋毫无犯。这在当时的乱世下极为难得,石勒由此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百姓怀之”。
这年十月,刘渊正式称帝后,加封石勒为平东大将军。接下来,石勒先后进攻邺城、赵郡、中丘,连战连捷,杀害大量晋军、乞活军将士,让人闻风丧胆。不久后,他又进攻巨鹿、常山,拿下等冀州郡县堡垒百余个,掌控的资源大增。
这段时期的征战,让石勒的兵力迅猛扩张,此时各族将士已经达到了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汉族士人的支持,并且专门成立了“君子营”,让这些文人成了自己的智囊团。其中的佼佼者,名为张宾。
张宾出身寒微,他自幼饱读诗书,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西晋的用人政策下,并没有得到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沦为了门阀政治的牺牲品。
西晋完美的延续、发展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选官用人“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逐渐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有“世及之荣”寒门却无“寸进之路”的政治格局,用今天的概念而言,就是阶级固化。可怜的张宾,就此被排挤在西晋的体制之外,内心的愤懑、不满可想而知。
因此,当中原大乱后,张宾默默观察各股势力的情况,暗中进行筛选,“历观诸将”,最终敲定了势头迅猛、格局非凡的石勒。史书称,当时他“提剑军门,大呼请见”,用毛遂自荐的方式,进入了石勒的视野。
在一番磨合之后,张宾迅速成为了石勒的谋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华,帮助石勒在几个重要关头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从一个地方枭雄成长为有问鼎天下之相的帝王:
其一,改变战略,击溃西晋主力。公元310年,石勒试图集中精力经营江汉地区,但在遇挫后听从张宾的建议调整战略、返回中原。第二年,他抓住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的机会,率轻骑奔袭,歼灭了十多万晋军,替匈奴汉国除掉了攻下洛阳城的最后一个阻碍。
其二,诱杀王弥。公元311年,在与刘渊侄子刘曜、汉人流民武装首领王弥一起攻破洛阳城后,面对王弥的算计,石勒采取张宾的妙计,与对方虚与委蛇。最终,在骗取王弥的信任后,石勒设下鸿门宴,诛杀对方、吞并其武装,实力暴增。
其三,放弃南征,经营河北。公元312年,石勒进攻江南受挫,面对着瘟疫、晋军的双重威胁。危急时刻,众人要么建议投降、要么主张拼死一搏,只有张宾头脑清晰,提出了“北据邺城之险,以经营河北,逐鹿天下”的宏伟战略,拟定了石勒的政治蓝图。
其四,妙计吞下幽并二州。石勒北上夺下襄国(河北邢台)、邺城(河北临漳县)后,西边是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东北为幽州刺史王浚,对方一个联合拓跋鲜卑、一个借助段部鲜卑,战斗力彪悍,让石勒面临巨大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张宾提出了假意向王浚称臣、协助对方称帝的计策,通过一系列的伪装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公元313年,眼见时机成熟,石勒决定偷袭王浚。他根据张宾的计谋,首先写信给刘琨,声称自己要为对方消灭王浚;其后轻骑突袭,一举杀入蓟县,俘获王浚、吞并幽州。
上当受骗的刘琨没多久也被击败,石勒几乎完全占据了河北,为他接下来与匈奴汉国分道扬镳夯实了基础。
其五,压上国运败前赵。公元319年,在刘曜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后,与其闹翻的石勒也在襄国自称赵王(史称后赵)。他任命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推行了一系列建章立制、恢复生产的政策,积极为对抗前赵积蓄力量。
公元328年,石勒派侄子石虎进攻前赵,却迎来刘曜的全面反扑,重镇洛阳被围困、大量郡县投降,后赵境内为之震动。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石勒听取张宾的建议,力排众议,集结国内全部精兵前往洛阳与刘曜决战。
第二年初,面对刘曜的优势兵力,孤注一掷的石勒大获全胜,不久后,前赵灭亡。除前凉、鲜卑各部外,石勒几乎占领整个中国北方;下一年,他正式称帝,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惊天逆袭。
石勒崛起的传奇历程,既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也是西晋王朝的堕落史。
从其早年经历来看,虽然面临着统治者的歧视性压迫,但石勒一度安于现状。他对自己的遭遇逆来顺受,对他人的帮助感恩戴德;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面对天灾人祸的摧残,势单力薄、饥寒交迫的石勒及其部族四处流亡,虽然面临绝境,但仍不敢挑战西晋的权威,而且首先考虑依附帮助自己的汉人地主。
但在遭受了无辜被卖为奴隶、饱受折磨、朝不保夕的惨痛经历后,天资骁勇、头脑过人的石勒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心境,踏上了落草为寇、加入叛军、对抗西晋朝廷的不归路。
而即使如此,由于缺少系统性战略思维,石勒的天花板,也许只是个横行一方的军阀、枭雄。但在关键时刻,被西晋人才体系抛弃、鄙视的汉人寒族才子张宾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石勒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从枭雄到帝王的华丽转身。
历史无法假设,笔者也没有丝毫为石勒辩解的意图。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石勒、张宾之所以走上反叛之路,晋王朝的民族压迫、人才歧视政策是催化剂;但即使如此,假如没有“八王之乱”等一系列作死行径,西晋王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崩溃离析,刘渊没有机会建立汉国、石勒的后赵没有面世的机会,更没有后来石虎在位时的为非作歹、丧心病狂。
我们在指责古代战乱时期残暴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探究相应乱局出现的时代原因;看到表象,更要反思原因,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族群,为啥能在乱世中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首领石勒到底何德何能,能够战胜各族强劲对手?
我们看待历史时,如果脱离所处的具体环境,单纯执着于个体的善恶,很容易会被情绪所左右。天生的人性无所谓好坏,所处的环境与经历,才是滋生善恶的土壤。从佃农到奴隶再到皇帝,石勒的独特人生道路,蕴含着偶然与必然;他与汉人谋士张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源动力在于西晋王朝的两大歧视性制度。
从努力耕田到落草为寇,被大时代裹挟的石勒
关于羯人的来历,《晋书》中称是“匈奴别部”,即匈奴人的分支。那时的匈奴,并不是某个种族的特称,而是草原上大大小小游牧族群的混合体;以羯人为例,由于其圈子相对封闭,长相上还保留着高鼻深目、胡须浓密的中亚人特征(后来冉闵杀胡时,就以此为筛选标准)。
西晋时期,羯族人早已跟着匈奴人一起内附,被安顿在并州地区与汉人杂居。石勒及其部族,大多生活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客观来说并不怎么美好。
当初魏晋统治者引入这些人口,从初衷上来讲,是为了缓解常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增加政府税收。晋武帝司马炎时期,郭钦曾就此进行了描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因此,对于这些内迁民族,西晋朝廷延续了“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政策,即跟所在地汉人百姓承担同等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却对这些内迁百姓额外采取了高压、歧视、奴役政策。对于这一点,司马衷时期的太子洗马江统在他的《徙戎论》里写道:“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沦为奴婢、佃客,以至于“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而石勒的经历,正是这一状态的真实写照。
石勒虽然出自“部落小率”(小头领)之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受压迫的命运。在14岁的时候,他曾跟着同乡一同前往都城洛阳贩卖家乡土特产。大都市的繁盛、恢弘,让这个少年眼界大开,情不自禁的发出了几声长啸。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朝廷高官王衍看到,这位学富五车、知识丰富的名士琢磨了一会,对这个小胡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手下前去捕杀。好在此时石勒等人已经走远,淹没在茫茫人潮中,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做个假设、脑补一下:美国的一个黑人,由于在华盛顿发出了几声大叫,就被政府高官诛杀,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内迁少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讽刺的是,多年后,王衍竟死于石勒之手。)
随着石勒逐渐长大,杰出的素质逐渐体现:“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但这种天赋并无用武之地,他跟其他族人一样,成了替汉人地主耕地的佃户。同时,由于颇有领导才能,他还替代性格暴躁的父亲履行“部落小率”之职。
当时,一些父老很看好石勒,认为他“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建议乡亲们善待他。但大多数人对此嗤之以鼻,只有地主郭敬、宁驱深有同感,二人时常对石勒进行资助、照顾。而石勒对此也感激涕零、知恩图报,为这两家耕地时特别的卖力。
不出意外的话,石勒也许会沿着父辈们的轨迹,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农民。但司马氏的西晋朝廷没给他这个机会。
晋惠帝的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年),八王之乱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之间爆发了混战,数十万大军血腥厮杀,朝野一片混乱;同时,旱、蝗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并州陷入大规模饥荒,在外做工的石勒与其同族流散,于是返回故乡寻求恩人宁驱的帮助。
但在那时,当地的北泽都尉刘监正四处抓捕归乡的胡人,其后当成奴隶卖掉。在宁驱的竭力帮助下,石勒才逃过一劫。眼见武乡险象环生,他只好再次背井离乡,计划前去投靠纳降都尉李川。
为了躲避官兵,石勒一路上躲躲藏藏,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幸运的是,在途中竟然遇到了郭敬。绝境遇知音,石勒不禁痛哭流涕,倾诉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见到这幅惨状,郭敬也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大度的为石勒提供衣服、食物。
缓过神来的石勒,体现出了他的眼界与气魄。他向郭敬建议:眼下饥荒肆虐,生产秩序荡然无存,并州胡人已到了饿死的边缘,地主们也早晚坐吃山空;因此,不如把当地胡人骗到冀州乞讨,其后趁势把他们卖掉。这样的话,胡人饥民得以活命,郭敬也能赚的一笔可观的资金,可谓一举两得。
但还未等郭敬付诸行动,当时的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捷足先登。为了帮助自己的哥哥——正在参与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他命令手下将军郭阳、张隆在辖区内抓捕胡人,其后卖到山东换取军饷。石勒也没能逃过一劫,他和大量匈奴、羯人同乡纷纷被抓,每两个人戴着一副枷锁,被晋军驱赶着前往山东地区(太行以东)。
一路上,石勒遭到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一度险象环生,好在郭阳是郭敬的同族,帮助石勒熬过了这段令人恐惧的历程。最终,他被卖给茌平(山东聊城)人师欢为奴,继续从事他种地的老本行。
师欢也有识人的眼力劲,由于自己非同寻常的相貌、气度,石勒被免掉了奴隶的身份。但即使如此,身在那个乱世,他注定无法享受安定的生活,期间曾差点被游军抓获。
这段时期的多舛经历,逐渐改变了石勒的思维,他不再甘于当一个任人鱼肉、朝不保夕的安分守己者。这期间,他与隔壁的牧马人汲桑结为好友,并且纠结了王阳、吴豫、刘膺等17个悍勇之人,组成了“十八骑”,开始了打家劫舍之旅。
乱世出枭雄,石勒的才能崭露头角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中原地区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起先,东海王司马越纠集了10万大军进攻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但落得惨败,随军的晋惠帝司马衷也被挟持;
其后,并州刺史司马腾决定替哥哥司马越出气,他联合幽州刺史王浚,纠集了乌桓、鲜卑骑兵帮助自己进攻邺城;
危急之下,司马颖让匈奴首领刘渊回并州替自己组织人手,但对方随即翻脸,自称为汉王;司马颖逃到洛阳后,落入了司马颙之手。
在这种乱局下,司马颖老部下公师藩等人纠结起数万兵马,在赵魏等地作乱。石勒也跟随汲桑前来投奔,由此正式开启了从军之旅。
但没过多久,公师藩就被西晋平昌公司马模击败,随后死于名将苟晞之手。汲桑与石勒只能逃回当初放牧的地方,招募亡命之徒、自立门户。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汲桑自称大将军,并且举起了替成都王司马颖效力的旗帜,与司马越、司马腾两兄弟较上了劲。
在这个过程中,担任汲桑前锋骨干的石勒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华。公元307年,他们攻入邺城,斩杀轻装出逃的司马腾,杀死守军万余人,劫掠妇女财宝而去。随后他们渡黄河、南攻兖州,直面司马越派出的名将苟晞。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在平原、阳平之间交手三十多次,苟晞笑到了最后,主力尽失去的汲桑、石勒只得往西投奔刘渊。途中,他们遭到了多股晋军的截杀,汲桑死于非命。此时已落单的石勒,如果直接投奔刘渊,势必不会得到重视,于是他决定先行空手套白狼。
石勒逃到上党地区,投靠了张(bei)督、冯莫突率领的胡人武装。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能力,迅速得到了众人的爱戴。随后,在石勒的鼓动下,这股势力归顺了正处用人之际的刘渊。他也因这份功劳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注意这个字眼),全权负责统率这支人马。
不久后,为了帮助刘渊收复乌丸人伏利度的武装,石勒上演了一出无间道,只身前去投靠;在获得对方将士的信赖后,他绑架伏利度、降服众人,其后带领全部人马投奔了刘渊。
石勒的这两次神操作,将自己的魄力、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由此也获得了刘渊的倚重,被任命为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负责统帅原张督、伏利度的部下,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武装。
由枭雄到帝王,石勒的贵人是汉人张宾
接下来的几年里,石勒成了刘渊手下的一把利刃。
公元308年,石勒受命往东攻打赵、魏地区,击败了西晋司空、并州刺史刘琨的队伍,攻陷壶关、魏郡、顿丘等地。其后,石勒严格约束队伍,在当地挑选了五万名强壮百姓编入军队,其他老弱妇孺则秋毫无犯。这在当时的乱世下极为难得,石勒由此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百姓怀之”。
这年十月,刘渊正式称帝后,加封石勒为平东大将军。接下来,石勒先后进攻邺城、赵郡、中丘,连战连捷,杀害大量晋军、乞活军将士,让人闻风丧胆。不久后,他又进攻巨鹿、常山,拿下等冀州郡县堡垒百余个,掌控的资源大增。
这段时期的征战,让石勒的兵力迅猛扩张,此时各族将士已经达到了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汉族士人的支持,并且专门成立了“君子营”,让这些文人成了自己的智囊团。其中的佼佼者,名为张宾。
张宾出身寒微,他自幼饱读诗书,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西晋的用人政策下,并没有得到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沦为了门阀政治的牺牲品。
西晋完美的延续、发展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选官用人“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逐渐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有“世及之荣”寒门却无“寸进之路”的政治格局,用今天的概念而言,就是阶级固化。可怜的张宾,就此被排挤在西晋的体制之外,内心的愤懑、不满可想而知。
因此,当中原大乱后,张宾默默观察各股势力的情况,暗中进行筛选,“历观诸将”,最终敲定了势头迅猛、格局非凡的石勒。史书称,当时他“提剑军门,大呼请见”,用毛遂自荐的方式,进入了石勒的视野。
在一番磨合之后,张宾迅速成为了石勒的谋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华,帮助石勒在几个重要关头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从一个地方枭雄成长为有问鼎天下之相的帝王:
其一,改变战略,击溃西晋主力。公元310年,石勒试图集中精力经营江汉地区,但在遇挫后听从张宾的建议调整战略、返回中原。第二年,他抓住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的机会,率轻骑奔袭,歼灭了十多万晋军,替匈奴汉国除掉了攻下洛阳城的最后一个阻碍。
其二,诱杀王弥。公元311年,在与刘渊侄子刘曜、汉人流民武装首领王弥一起攻破洛阳城后,面对王弥的算计,石勒采取张宾的妙计,与对方虚与委蛇。最终,在骗取王弥的信任后,石勒设下鸿门宴,诛杀对方、吞并其武装,实力暴增。
其三,放弃南征,经营河北。公元312年,石勒进攻江南受挫,面对着瘟疫、晋军的双重威胁。危急时刻,众人要么建议投降、要么主张拼死一搏,只有张宾头脑清晰,提出了“北据邺城之险,以经营河北,逐鹿天下”的宏伟战略,拟定了石勒的政治蓝图。
其四,妙计吞下幽并二州。石勒北上夺下襄国(河北邢台)、邺城(河北临漳县)后,西边是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东北为幽州刺史王浚,对方一个联合拓跋鲜卑、一个借助段部鲜卑,战斗力彪悍,让石勒面临巨大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张宾提出了假意向王浚称臣、协助对方称帝的计策,通过一系列的伪装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公元313年,眼见时机成熟,石勒决定偷袭王浚。他根据张宾的计谋,首先写信给刘琨,声称自己要为对方消灭王浚;其后轻骑突袭,一举杀入蓟县,俘获王浚、吞并幽州。
上当受骗的刘琨没多久也被击败,石勒几乎完全占据了河北,为他接下来与匈奴汉国分道扬镳夯实了基础。
其五,压上国运败前赵。公元319年,在刘曜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后,与其闹翻的石勒也在襄国自称赵王(史称后赵)。他任命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推行了一系列建章立制、恢复生产的政策,积极为对抗前赵积蓄力量。
公元328年,石勒派侄子石虎进攻前赵,却迎来刘曜的全面反扑,重镇洛阳被围困、大量郡县投降,后赵境内为之震动。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石勒听取张宾的建议,力排众议,集结国内全部精兵前往洛阳与刘曜决战。
第二年初,面对刘曜的优势兵力,孤注一掷的石勒大获全胜,不久后,前赵灭亡。除前凉、鲜卑各部外,石勒几乎占领整个中国北方;下一年,他正式称帝,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惊天逆袭。
石勒崛起的传奇历程,既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也是西晋王朝的堕落史。
从其早年经历来看,虽然面临着统治者的歧视性压迫,但石勒一度安于现状。他对自己的遭遇逆来顺受,对他人的帮助感恩戴德;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面对天灾人祸的摧残,势单力薄、饥寒交迫的石勒及其部族四处流亡,虽然面临绝境,但仍不敢挑战西晋的权威,而且首先考虑依附帮助自己的汉人地主。
但在遭受了无辜被卖为奴隶、饱受折磨、朝不保夕的惨痛经历后,天资骁勇、头脑过人的石勒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心境,踏上了落草为寇、加入叛军、对抗西晋朝廷的不归路。
而即使如此,由于缺少系统性战略思维,石勒的天花板,也许只是个横行一方的军阀、枭雄。但在关键时刻,被西晋人才体系抛弃、鄙视的汉人寒族才子张宾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石勒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从枭雄到帝王的华丽转身。
历史无法假设,笔者也没有丝毫为石勒辩解的意图。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石勒、张宾之所以走上反叛之路,晋王朝的民族压迫、人才歧视政策是催化剂;但即使如此,假如没有“八王之乱”等一系列作死行径,西晋王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崩溃离析,刘渊没有机会建立汉国、石勒的后赵没有面世的机会,更没有后来石虎在位时的为非作歹、丧心病狂。
我们在指责古代战乱时期残暴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探究相应乱局出现的时代原因;看到表象,更要反思原因,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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