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之间有什么故事?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有什么故事?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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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十分了解这段历史,不过我还是给你找到了:
文人的相争与相亲——从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说开去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干卿何事?”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老儿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了。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文人的相争与相亲——从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说开去
曾几何时,文人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其实,倘使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一争,吵一吵,不流血,不死人,也与旁人无涉;倘使这争吵无关朝政,无关社会,更与百姓没有干系,争便由它争去,“干卿何事?”但实际上呢,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历来是奉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毕竟是“治人”的,起码他们的意见是会对皇帝老儿有影响的。这样一来,他们一争,天下就遭殃了,想不流血、不死人、不引起社会震荡都不可能,尤其是当猥琐小人攻讦坦坦君子的时候,结局就更不妙了。
北宋也是一个文人相争、积不相能的朝代。仁宗时的范(仲淹)吕(夷简)之争、英宗时的濮议(韩琦、欧阳修对吕诲、范纯仁)之争,起起伏伏长达几十年之久,至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更是影响北宋后期几朝皇帝的大政方针。可与别的朝代大不一样也让人大为感叹的是,北宋一代相争的文人,后世大都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皆为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有的相争之后交情还非同一般。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就是如此。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小王安石16岁,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国势,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梁启超语)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罢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了。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试拿“改科举”一项稍作分析,就可看出两人之间的分歧。
变法伊始,为选拔有胆有识的新人,王安石力持改革科举,举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对已实行四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忽然作此大幅度的改变,无疑会引起士人的震动,神宗皇帝也顾虑重重。苏轼是个遇事不合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人,立马上书反对这项政令。神宗阅罢心动,当即召见了他,苏轼借机直谏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番话神宗虽然听起来有些震惊,但还是表示愿意考虑苏轼的建议。只是由于王安石的坚持,“改科举”最终还是被强令颁行了。可结果如何呢?王安石晚年反思道,这项法令“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看来他也认识到政策的偏颇了。
众所周知,熙宁年间文人之争的结局是双方落得个两败俱伤: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只好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两起两落,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潜心学问,纵情山水去了。
人品的高下显现于危难之时,尤显于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罗织罪名,恨不能立马置苏轼于死地,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别说当朝的衮衮诸公,就连苏轼的亲朋故旧也噤若寒蝉,无人置喙。可就在这时候,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仗义执言了。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神情俨然一凛凛侠士!至此,政敌的恨意已全然消磨,心中升起的只是文人相惜的宽谅和仁爱!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多病,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晤谈,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把酒唱和了!王安石从心底里感激苏轼的宽大。他邀请苏轼迁住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颂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后人都明白,这份盖棺定论,岂止只是用来评价王安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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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4-15
话说
苏东坡
自从看了黄州菊花落瓣后,终日闷闷不乐。过了几天,便去马
太守
家做客。饮茶之间,苏东坡又谈起错改
菊花诗
得罪王
丞相
一事,马太守很有感触,
主张
苏东坡以代他送
表章
为名,赶快回京
向王
丞相道歉。
回到家里,苏东坡便想起王荆公
一年前
对自己嘱咐的话:“老夫幼年灯窗十载,染成一症,老年复发。太医看是痰火之症。虽然服药,难以除根。必得阳羡茶,方可治之。有
荆溪
进贡阳羡茶,
圣上
就赐与老夫。老夫
问太医官如何烹服,太医官说须用
瞿塘
中峡水。瞿塘在蜀,老夫几欲
差人
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
桑梓
之邦,倘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苏东坡当初心中不服,根本未把这事
放在心上
,如今想想却要做好这件事,以赎妄言之罪。此事不可轻托他人,现今
夫人
有恙,思想家乡。既然太守
美意
相助,岂不一举两得。
黄州到
眉州
,一水之地,路正从瞿塘三峡过。哪三峡?西陵峡、巫峡、归峡。西陵峡
为上
峡,巫峡为中峡,归峡为
下峡
。此三峡共长七百余里,两岸
连山
无阙,重峦叠嶂,
隐天
蔽日,风无南北,惟有上下。自黄州到眉州,总共四千余里,
夔州
适当其半。苏东坡到了夔州,与夫人分手,嘱咐得力管家,一路小心服待夫人回去。自己则另叫侍从找来船只,从夔州出发,顺流而下。这时正是重阳刚过,
江上
水势还大,船上行时,非常缓慢,下行时则非常迅速。苏东坡来时正怕迟慢,所以舍舟从陆。回时乘着水势,一泻千里,好不顺留。苏东坡看见那峭壁千仞,
沸波
一线的壮丽
景色
,不由得想做一篇《
三峡赋
》,但因连日
鞍马
困倦,
凭心
构想,不觉睡去,也没有告诉水手打水之事。到醒来时,船己过了中峡。苏东坡急忙吩咐:“我要取中峡之水,快与我拨转船头。”水手禀道:“老爷,三峡相联,水如瀑布,船如箭发。若
回船
便是逆水,日行数里,用力甚难。”苏东坡沉思半响问:“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禀道:“上两峡悬崖峭壁,船不能停。到归峡,
山水
之势渐平,崖上不远处就有市井街道。”苏东坡命水手将船靠了岸,吩咐一小吏:“你上岸去,叫一个年长
知事
的居民来,不要声张惊吓他。”这人去了不多时,带来一个老者上了船。苏东坡客气地说:“我是过往客官,我请问你,那瞿塘三峡,哪一峡的水好?”老者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上峡流于中峡,中峡流于下峡,昼夜不断。都是一样的水,难分好坏。”苏东坡暗想:“荆公胶柱鼓瑟。三峡相连,水都一样,何必定要中峡水呢!”于是,叫
手下
给官价向老百姓买个干净的磁瓮,自己立于船头,看水手将下峡水满满地汲了一瓮,用柔
皮纸
封固,亲手签押,即刻开船。直至黄州拜了马太守,夜间写成贺冬表,次日送马太守审阅,隔两日起程去京。
苏东坡来到东京,首先去拜见
王安石
。听说王太师让他在
东书房
相见,想起去年
改诗
的事就惭愧起来。苏东坡走到东书房见了王安石就拜。王安石急忙扶起道:“这又不是在大堂相见,何必这么多礼。坐下,坐个。”苏东坡坐下,偷看
诗稿
,贴于对面。荆公用
拂尘
往左一指道:“子瞻,可见
光阴
迅速,
去岁
作此诗,又经一载矣!”东坡起身拜伏于地,荆公用手扶起道:“不必这样,不必这样!”接着又问:“你见了黄州菊花落瓣么?”苏东坡道:“是。”王安石道:“你原来未见过这种菊花,也怪不得你!”苏东坡谢道:“学生才疏学浅,
全仗
老太师海涵。”
寒暄一会儿,王安石问道:“老夫烦你带
瞿塘峡
水,可有么?”苏东坡答道:“有,已带在门外”。王安石即刻命堂
侯官
将水瓮抬进
书房
,亲自以衣袖拂试,打开纸封。命
童儿
茶灶
中
煨火
,用银铫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候水如
蟹眼
,急取水倾入,其茶色半响方见。荆公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道:“巫峡。”荆公道:“是中峡了?”东坡道:“正是。”荆公笑道:“你又来欺侮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昌充中峡水?”苏东坡大惊,忙将当地居民的话讲述一遍,说明取下
峡水
的原因。王安石道:“这瞿塘水性,出于《
水经
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水
缓急
相半。太医官知老夫得中院病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适中。今见茶色半响才出现,
故知
是下峡水。”
听了王安石一席有关水经的谈话,苏东坡赶忙离位请罪。王安石道:“子瞻何罪之有!都因你过于聪明,以致疏忽大意。今后须得细心观察,千万不可
轻言
妄断就是了。”
苏东坡
自从看了黄州菊花落瓣后,终日闷闷不乐。过了几天,便去马
太守
家做客。饮茶之间,苏东坡又谈起错改
菊花诗
得罪王
丞相
一事,马太守很有感触,
主张
苏东坡以代他送
表章
为名,赶快回京
向王
丞相道歉。
回到家里,苏东坡便想起王荆公
一年前
对自己嘱咐的话:“老夫幼年灯窗十载,染成一症,老年复发。太医看是痰火之症。虽然服药,难以除根。必得阳羡茶,方可治之。有
荆溪
进贡阳羡茶,
圣上
就赐与老夫。老夫
问太医官如何烹服,太医官说须用
瞿塘
中峡水。瞿塘在蜀,老夫几欲
差人
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
桑梓
之邦,倘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苏东坡当初心中不服,根本未把这事
放在心上
,如今想想却要做好这件事,以赎妄言之罪。此事不可轻托他人,现今
夫人
有恙,思想家乡。既然太守
美意
相助,岂不一举两得。
黄州到
眉州
,一水之地,路正从瞿塘三峡过。哪三峡?西陵峡、巫峡、归峡。西陵峡
为上
峡,巫峡为中峡,归峡为
下峡
。此三峡共长七百余里,两岸
连山
无阙,重峦叠嶂,
隐天
蔽日,风无南北,惟有上下。自黄州到眉州,总共四千余里,
夔州
适当其半。苏东坡到了夔州,与夫人分手,嘱咐得力管家,一路小心服待夫人回去。自己则另叫侍从找来船只,从夔州出发,顺流而下。这时正是重阳刚过,
江上
水势还大,船上行时,非常缓慢,下行时则非常迅速。苏东坡来时正怕迟慢,所以舍舟从陆。回时乘着水势,一泻千里,好不顺留。苏东坡看见那峭壁千仞,
沸波
一线的壮丽
景色
,不由得想做一篇《
三峡赋
》,但因连日
鞍马
困倦,
凭心
构想,不觉睡去,也没有告诉水手打水之事。到醒来时,船己过了中峡。苏东坡急忙吩咐:“我要取中峡之水,快与我拨转船头。”水手禀道:“老爷,三峡相联,水如瀑布,船如箭发。若
回船
便是逆水,日行数里,用力甚难。”苏东坡沉思半响问:“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禀道:“上两峡悬崖峭壁,船不能停。到归峡,
山水
之势渐平,崖上不远处就有市井街道。”苏东坡命水手将船靠了岸,吩咐一小吏:“你上岸去,叫一个年长
知事
的居民来,不要声张惊吓他。”这人去了不多时,带来一个老者上了船。苏东坡客气地说:“我是过往客官,我请问你,那瞿塘三峡,哪一峡的水好?”老者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上峡流于中峡,中峡流于下峡,昼夜不断。都是一样的水,难分好坏。”苏东坡暗想:“荆公胶柱鼓瑟。三峡相连,水都一样,何必定要中峡水呢!”于是,叫
手下
给官价向老百姓买个干净的磁瓮,自己立于船头,看水手将下峡水满满地汲了一瓮,用柔
皮纸
封固,亲手签押,即刻开船。直至黄州拜了马太守,夜间写成贺冬表,次日送马太守审阅,隔两日起程去京。
苏东坡来到东京,首先去拜见
王安石
。听说王太师让他在
东书房
相见,想起去年
改诗
的事就惭愧起来。苏东坡走到东书房见了王安石就拜。王安石急忙扶起道:“这又不是在大堂相见,何必这么多礼。坐下,坐个。”苏东坡坐下,偷看
诗稿
,贴于对面。荆公用
拂尘
往左一指道:“子瞻,可见
光阴
迅速,
去岁
作此诗,又经一载矣!”东坡起身拜伏于地,荆公用手扶起道:“不必这样,不必这样!”接着又问:“你见了黄州菊花落瓣么?”苏东坡道:“是。”王安石道:“你原来未见过这种菊花,也怪不得你!”苏东坡谢道:“学生才疏学浅,
全仗
老太师海涵。”
寒暄一会儿,王安石问道:“老夫烦你带
瞿塘峡
水,可有么?”苏东坡答道:“有,已带在门外”。王安石即刻命堂
侯官
将水瓮抬进
书房
,亲自以衣袖拂试,打开纸封。命
童儿
茶灶
中
煨火
,用银铫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候水如
蟹眼
,急取水倾入,其茶色半响方见。荆公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道:“巫峡。”荆公道:“是中峡了?”东坡道:“正是。”荆公笑道:“你又来欺侮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昌充中峡水?”苏东坡大惊,忙将当地居民的话讲述一遍,说明取下
峡水
的原因。王安石道:“这瞿塘水性,出于《
水经
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水
缓急
相半。太医官知老夫得中院病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适中。今见茶色半响才出现,
故知
是下峡水。”
听了王安石一席有关水经的谈话,苏东坡赶忙离位请罪。王安石道:“子瞻何罪之有!都因你过于聪明,以致疏忽大意。今后须得细心观察,千万不可
轻言
妄断就是了。”
第2个回答 2019-12-09
怎么说呢!我们的
王安石
属于
张居正
式的人物,眼里揉不得沙子,苏轼确实也对当时变法的客观因素提出了比较中肯的
见解
,但是
我们的王
改革家
又是
一根筋
,所以
九头牛
也没法拉回来了......
再加上一些误解,导致了苏轼的杯具。可以说他们不是
政敌
。因为根据后来苏轼对
司马光
的不满可以看到他是个比较客观实际的人,记得有著名人物说过,苏轼自己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自身即有
文人
寻求超脱的理想,寻求
道家
的自然无为,又有以
家国天下
为己任的使命感,想通过
仕途
平天下。所以两头都放不开,导致自己处在夹缝中,两边不讨好。
王安石
属于
张居正
式的人物,眼里揉不得沙子,苏轼确实也对当时变法的客观因素提出了比较中肯的
见解
,但是
我们的王
改革家
又是
一根筋
,所以
九头牛
也没法拉回来了......
再加上一些误解,导致了苏轼的杯具。可以说他们不是
政敌
。因为根据后来苏轼对
司马光
的不满可以看到他是个比较客观实际的人,记得有著名人物说过,苏轼自己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自身即有
文人
寻求超脱的理想,寻求
道家
的自然无为,又有以
家国天下
为己任的使命感,想通过
仕途
平天下。所以两头都放不开,导致自己处在夹缝中,两边不讨好。
第3个回答 2009-02-19
很多啊 可以去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第4个回答 2009-02-19
他两政见不同 一直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