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贵君轻》谁能给翻译一下 或者给个翻译好的网站 感谢
呵呵 不好意思 是《民贵君轻》
“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关注的不是君王的威严，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统治者的权益，而是民众的命运。它在政治上突出了统治者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义上肯定了民众反抗、推翻暴君的正义性，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制约作用。
“民贵君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解放的产物。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拉开了。许多志士仁人拿起了“民贵君轻”这个思想武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继承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精华，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理论，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共和政体的国家，这就彻底否定了旧的“君”与“民”的关系，实现了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后试图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实现真正的自主和强盛。中国共产党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道路。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党的指引下，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坚定不移地前进，实现人民民主，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创造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彻底摒弃那种“为官者民之父母”的旧思想，真正树立起“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新观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诚心诚意为人民造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关注的不是君王的威严，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统治者的权益，而是民众的命运。它在政治上突出了统治者实行“仁政”的必要性，在道义上肯定了民众反抗、推翻暴君的正义性，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民贵君轻”的思想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者起了制约作用。
“民贵君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解放的产物。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变。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序幕拉开了。许多志士仁人拿起了“民贵君轻”这个思想武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继承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精华，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理论，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张，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共和政体的国家，这就彻底否定了旧的“君”与“民”的关系，实现了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后试图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实现真正的自主和强盛。中国共产党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本主义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开辟了道路。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党的指引下，沿着这条光明大道坚定不移地前进，实现人民民主，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创造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彻底摒弃那种“为官者民之父母”的旧思想，真正树立起“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的新观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诚心诚意为人民造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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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2-23
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群聚的人民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 “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群聚的人民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 “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要点是：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民贵君轻”现在是个成语，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民贵君轻”是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他关于仁政学说的核心，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2个回答 2009-02-22
孟子说：“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群聚的人民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第一、民心向背决定君王政权的兴衰。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以后，如何处理民众、国家、君王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分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老子》主张“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则从心性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原则和“为政以德”、博施于民的政治主张。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学说，成为先秦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高峰。在心性层面上，他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在于人心，从而深化和拓展了“仁”的观念，强化和突出了儒家自我反思、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道德实践方法，这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社会层面上，他提出“仁政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认为社会兴衰治乱的关键在于君王能不能施“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四德”，就是由此“四端”萌发、扩充而来。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仁政无敌”的根本原因是可以赢得人心，“吾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百姓就会爱护他的上级，情愿为他们而牺牲。他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证明，“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进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国之所以废兴存亡亦然”。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败、生存和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能不能行仁政，得民心。“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
第二、君王实行“仁政”必须以民为本。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孟子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鲜明地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成为我国民本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民贵君轻”思想突出了“民”的重要性。孔子讲“仁”，重视的是人的生命。孟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和权利。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实行“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其次，“民贵君轻”思想要求统治者进行自我道德约束。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他认为，具有“仁”的道德修养，是天子、国君必须具备的品质。强调统治者应以“不忍”之“仁”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就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其三，“民贵君轻”思想提出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双向的义务关系。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孟子强调君王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认为，作为一国之主而不能“与民同乐”是不对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更进一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含有民主性色彩的观点，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程中迸发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火花。痛惜的是，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权愈益强化，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提出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民主的思想火花也就被窒息了
第三、对于失掉民心的天子、诸侯可以“征诛”、“变置”。孟子虽然也认为君王的地位和威权是“天”授予的，但是，他只讲“义理之天”，不讲“主宰之天”。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说，天不说话，它是用行动和事情来表示的。孟子说，天子是不能够拿天下授予人的。因此舜得到天下，不是尧授予的，而是“天”授予的。尧把舜推荐给“天”，“天”不能直接表示它的意见，这就要看民众是不是拥护他，民众很满意，都表示归顺他，这就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民众的眼睛就是天的眼睛，民众的耳朵就是天的耳朵。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这正是孟子对于“天”的认识的闪光点。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孟子在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指出：“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丘民”就是民众，孟子认为，只有得到民众喜欢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喜欢的人只能做诸侯，得到诸侯喜欢的人只能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要变换他。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是商朝的暴君，周武王灭了商朝，诛杀了纣。在孟子看来，这不能算是以臣弑君。他认为，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样的人就是“独夫”。纣不合乎“为君之道”，是个“独夫”，周武王讨伐、征诛独夫纣，是“救民于水火之中”。
第3个回答 2009-02-25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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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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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09-02-21
出自《孟子` 尽心下》。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群聚的人民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
原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翻译：孟子说：“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群聚的人民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