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意思是说读书时无人问津,中举后天下皆知,用来激励人努力读书,考取功名的。
这是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来激励读书人追求做大官、发大财。“十年寒窗”意指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十年并非实数。
《琵琶记》 元・高明作。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剧情是: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
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
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办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
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
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
得到牛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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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蕴含的感情: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 “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作家网—《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题目中的两句诗较上面的略有变动,意思无多大区别。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