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两汉时期，法令苛烦的程度令人惊讶，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奢谈仁义的背后，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酷细密，见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令的苛烦，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窥见一斑：“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帽子”，葬送大好前程。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以刻为明”了。显而易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两汉社会思潮演变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其本质属性无疑当为“霸王道杂之”。换句话说，外儒内法，法主儒从；儒法并用，法本儒末乃是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儒家在汉以后虽长期居于尊贵的地位，然它并未成为国教，也没有对其他宗教、学术思想完全排斥。不过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大力倡导，故凡发动民变以推翻旧王朝者，往往采取反儒、批孔的态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灭亡之后，儒学在思想界之统治地位亦随帝制之结束而告终，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它仍具有颇大的生命力。故经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以及现代文化大革命中之批孔，儒学依然能绝处逢生、再闪光芒。盖其思想既有适合中国社会民情的一面，又盛行了两千余年，早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