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铁浮屠是铁塔,铁浮屠是南宋人对金人“超级重装骑兵”的一种称呼,但也有人认为所有望之如铁塔的部队，都可以这样称呼。所以也有可能是金人“超级重装步兵”。
宋金交战的历史上，在记载双方交战情况的史料中，首次出现了“铁浮屠”这个词汇，是在1140年五月的顺昌战役中，而不是当年七月的郾城战役中。在顺昌战役中，一个叫杨汝翼的文人在顺昌城里，目击了战役的全过程，写下了《顺昌战胜破贼录》，记录了这次战役的详细过程。其中“铁浮屠”和“拐子马”的出现是这样的：“（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至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分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合（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乞）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鍪，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撮（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卒）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当时担任顺昌通判的汪若海，去杭州向朝廷请求救兵，没有参加顺昌战役。他为了表明自己也是这场战役的直接参加者，在顺昌战役结束，返回到顺昌以后，亲往战地，访问当时的参战之人以及被俘逃脱的人士，写成了一篇《札子》送呈南宋朝廷。其中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术所恃，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铁浮屠”这一词汇是南宋方面的军民对金军精锐重甲骑兵的称呼，并不是女真人自己的说法。所以邓广铭先生认为“铁浮屠”不是对某支部队的特别称呼，凡是装备精良的部队，所有望之如铁塔的部队，都可以这样称呼。只影以为“铁浮屠”是重甲步兵，但从杨汝翼和汪若海最原始的记载来看，“铁浮屠”应该是重甲骑兵。在杨汝翼的记载中看，兀术亲自率领三千牙兵作为策应。作为策应的人马，应该有一定的机动性，不大可能是机动性不强的步兵，应该是骑兵。在汪若海的记载里有这样的文字：“血战自辰时至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术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兀术的亲军确实是骑兵。刘琦在交战中使用拒马阻止敌人的突进，如果是金军的攻击部队是重甲步兵，应该可以破坏拒马突进。但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刘琦用拒马充分限制了敌人的行动，也可以推断出金军的攻击部队主要是骑兵。有所疑问的是，“铁浮屠”是否是三人相连的呢？邓广铭先生毫不犹豫的认为三人相连是错误的说法。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对此说法进行了批驳，从骑兵的机动性角度认为这一种战术不大可行，假如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战术或者特殊的编制，在《金史.本纪.兵志》以及《兀术》的传记中应该有所记载，但是在上述的传记中都没有这样的文字。那么可以推断，汪若海对“铁浮屠”的说法可能是错误的。
《宋史》记载，金军以皮绳将甲士铁骑相连，用以攻坚冲阵，号称“铁浮图” “拐子马”，所向无敌，后为宋将刘锜、岳飞以长刀、大斧所败。这一直是中国战争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几乎没人对此表示过怀疑，但乾隆却认为这与常理不合，不过是史家“强为傅会，不足当有识者一哂”，而后人“无能究其真伪，皆为史册无稽之说所误。”
他分析道：“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兀术）等传皆不载，惟见宋史岳飞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乌珠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得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他认为，可能是金兵“列队前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势不可当，遂因而妄加之以名目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