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古代道路运输主要用于传递信息和运输物资,通称驿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有驿传的国家之一,驿传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文化交流和中外往来做出了贡献。中国有组织的官办驿传始于商、周。起初驿传仅限于传递军事文牍,后来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凡运送使客、接待官员、转输军需、运送贡品等等,均属于驿传运输范围。而驿则是驿传制度下形成的固定的建筑,专为驿传服务。在古文献中驿站均称为“驿”,多作为名词。
据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从神农、黄帝、尧、舜至禹、汤,处于石器时代,所谓“日中为市”,只是氏族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殷周之际,这种形式的交换有所发展,多在秋收之后,牵着牛到外地换回珍异产品。但这时候还没有驿站的形制,可以说是处于酝酿和萌芽的阶段。
春秋中叶铁器发明以后,历战国至西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了商品和贸易之间的中介阶级,于是出现了专门经营商品运输和交易的商人。
西周在道路交通上已有馆舍的设置(注意,这是一个飞跃),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春秋战国时,驿传运输逐渐发展起来。《左传》载,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讲到了“传”,注家多释“传”为“驿”;《周礼》把秋官“行夫”之职,说成是“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者。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驿传已经制度化了。不仅出现了邮、传、遽等传递方式与名称,而且还设有主管传递信息的机构与官吏。《孟子·公孙丑》中借用孔子的言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大意是:“德政的流行,比设立邮驿传递文书还要快些。”)说明当时的邮驿制度已经相当发达而普遍了。这句话曾被普遍引用。
周、秦、汉官府所修建的驿路和驰道,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但也适应了当时商业及运输交通的需要。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道路运输的大变革时期。秦统一中国后在驿传体制上,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沿驿道设立亭舍,并制定了邮驿法令。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进一步改善了驿传组织,专门从事运输的行业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曾试行“均输”、“平准”方法调剂余缺、平衡物价,后来唐、宋王朝也延其法采取“和籴”、“常平”之法通过运输,平抑物价互通有无。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汉代驿传的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沿途置邮亭。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全国道路畅通,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路运输日趋繁荣。隋唐时期,京城长安聚居着许多中外巨商,且多以经营丝绸为业。当时各地所产丝绸通过征调、贡赋及商贸手段集中于长安,远运于西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驿店,发展了前代的驿传运输。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宋代的驿传制度有过大的改革。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为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邮驿奠定了基础。宋代为适应军事需要,废除了唐代以民为驿夫的制度,实行一整套递铺,特别是急递铺制度。宋代制度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宋代的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制度”,以及官员私书附递制度等,都突破了旧有规定,把传统的邮驿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并置有驿铺,专门传送军事文报。宋代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复旧。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北宋苏轼在《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中写道: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憎。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大意是:我骑在马上继续做没完的梦,不知不觉看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群山布满了翠绿的屏嶂,到了晚上月亮落下去象一盏澹淡的孤灯。来往奔走麻烦了主管驿站传递书信的邮吏(奔走烦邮吏),安闲自在的老憎却感到惭愧。我何时才能再来游览崇寿院呢?真是恋恋不舍啊,那我就暂且写一首诗于这墙壁上,记下我曾游此地吧。)邮吏给苏轼递送的书信大约就属私函。宋末英雄文天祥(注意:是“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还写过诗作《金陵驿》。
辽、夏、金政权参照唐宋制度,于主要交通干线设置驿铺,以资传递。在北宋与辽、夏,南宋与金对峙的相当长时间内互相间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尤以茶马互市为多,交往十分频繁。通过道路运输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镀金银牌,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札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考证,位于现在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中即有驿馆形制。金太宗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的驿传制度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右图为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内地各省设置的称“驿”,军报所称“站”,关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运输官物的称“所”,专递公文的称“铺”。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中国境内个别地区仍有驿站存在,并继续行使着其职能。譬如康、藏。
提到驿传制度,就不能忽略其交通工具——驿马。林则徐还满怀豪情写过一篇诗作《驿马行》。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汉、唐邮驿非常发达,唐代每30里置一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居延汉简中,关于记录驿马的文书有驿马名籍、驿马阅具簿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牛在某些朝代,也偶尔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某些地区只能使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某些地区只能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这都是个例。
管理驿马的机构: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厂,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厂。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民国成立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设机构分别主持军民马区的繁殖改良工作。
另外,驿站人员早已有职业服装,但我还没来得及考证其详情。
以上略述了中国驿传制度的历史沿革,至于在这些驿站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场所可说是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河北怀来的土木驿(堡)、陕西兴平的马嵬驿,个中详情我不作叙述,以免铺陈太过,诸君自酌。至于在驿站内任过职的英雄们,恐怕更少有人知道,我只提两个顶尖人物——明末农民运动领袖李自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苏赫巴托尔(Дамдины Сухэ-Батор)。不过他们当初在驿站任职时只是最底层的驿卒而已,在那时苦难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能料到他们会有朝一日做一国之君。还有一位名声极大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曾被贬谪贵州作过4年驿丞。
据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从神农、黄帝、尧、舜至禹、汤,处于石器时代,所谓“日中为市”,只是氏族部落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换。殷周之际,这种形式的交换有所发展,多在秋收之后,牵着牛到外地换回珍异产品。但这时候还没有驿站的形制,可以说是处于酝酿和萌芽的阶段。
春秋中叶铁器发明以后,历战国至西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了商品和贸易之间的中介阶级,于是出现了专门经营商品运输和交易的商人。
西周在道路交通上已有馆舍的设置(注意,这是一个飞跃),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春秋战国时,驿传运输逐渐发展起来。《左传》载,成公四年(公元前287年)讲到了“传”,注家多释“传”为“驿”;《周礼》把秋官“行夫”之职,说成是“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者。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驿传已经制度化了。不仅出现了邮、传、遽等传递方式与名称,而且还设有主管传递信息的机构与官吏。《孟子·公孙丑》中借用孔子的言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大意是:“德政的流行,比设立邮驿传递文书还要快些。”)说明当时的邮驿制度已经相当发达而普遍了。这句话曾被普遍引用。
周、秦、汉官府所修建的驿路和驰道,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但也适应了当时商业及运输交通的需要。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道路运输的大变革时期。秦统一中国后在驿传体制上,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沿驿道设立亭舍,并制定了邮驿法令。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汉代进一步改善了驿传组织,专门从事运输的行业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曾试行“均输”、“平准”方法调剂余缺、平衡物价,后来唐、宋王朝也延其法采取“和籴”、“常平”之法通过运输,平抑物价互通有无。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汉代驿传的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起沿途置邮亭。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隋、唐统一中国以后,全国道路畅通,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路运输日趋繁荣。隋唐时期,京城长安聚居着许多中外巨商,且多以经营丝绸为业。当时各地所产丝绸通过征调、贡赋及商贸手段集中于长安,远运于西域。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驿店,发展了前代的驿传运输。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宋代的驿传制度有过大的改革。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割据局面,为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邮驿奠定了基础。宋代为适应军事需要,废除了唐代以民为驿夫的制度,实行一整套递铺,特别是急递铺制度。宋代制度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宋代的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制度”,以及官员私书附递制度等,都突破了旧有规定,把传统的邮驿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并置有驿铺,专门传送军事文报。宋代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复旧。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北宋苏轼在《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诗中写道: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乱山横翠嶂,落月澹孤灯。奔走烦邮吏,安闲愧老憎。再游应眷眷,聊亦记吾曾。(大意是:我骑在马上继续做没完的梦,不知不觉看到早晨的太阳升起来了。只见那纵横交错的群山布满了翠绿的屏嶂,到了晚上月亮落下去象一盏澹淡的孤灯。来往奔走麻烦了主管驿站传递书信的邮吏(奔走烦邮吏),安闲自在的老憎却感到惭愧。我何时才能再来游览崇寿院呢?真是恋恋不舍啊,那我就暂且写一首诗于这墙壁上,记下我曾游此地吧。)邮吏给苏轼递送的书信大约就属私函。宋末英雄文天祥(注意:是“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还写过诗作《金陵驿》。
辽、夏、金政权参照唐宋制度,于主要交通干线设置驿铺,以资传递。在北宋与辽、夏,南宋与金对峙的相当长时间内互相间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尤以茶马互市为多,交往十分频繁。通过道路运输互通有无,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镀金银牌,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札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考证,位于现在内蒙古宁城县的辽中京的城市布局中即有驿馆形制。金太宗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
元代疆域辽阔,驿传运输发达。元代时的驿站,蒙古语叫站赤(jamuci),“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汉文的“站”,藏文的jam或vjam均系蒙古语jam的音译(汉文典籍中初音译为“蘸”),即汉语的“驿”之义。故而驿传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也称驿站,由此产生了“驿站”的称呼。元代邮驿可上溯到蒙古国创始人成吉思汗时期。在世祖忽必烈之前,察合台汗已修好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的驻幕地阿力麻里附近之虎牙思的驿道。大规模的邮驿设置则开始于忽必烈时期。公元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公元1271年设燕京为大都,建国号为元。同时,在耶律楚材的主政下,颁布《站赤条划》,并以此为依据,统一蒙古站赤及汉地邮驿制度;适应统治中心的转移,规划以大都为中心的邮驿系统;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称雄一时的元代邮驿,沟通了中央和地方及地方间的联系。驿传站点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元代驿站除了迎送使臣、提供食宿与交通工具外,平时也兼于运送贡品、行李等少量货物,战时还承担军需给养的运输任务。驿站系统于交通枢纽处还设有车站,专门运输金银、宝物、贡品等贵重急需的物资。驿传运输参照宋制,除以马匹递送为主体的驿站网外,还有一套以步递为主体的急递铺网,专门传送官方文书。
明代的驿传制度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门递送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沿袭元制。但至明代后期,由于官吏玩忽职守,紧急公文改派专差,经由驿站递送,急递铺逐渐失去作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民信局,这是中国民用邮政的开始。官方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右图为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驿传运输日益活跃,分类也更加专业化。清代的驿传组织有驿、站、塘、台、所、铺等名称,内地各省设置的称“驿”,军报所称“站”,关外的驿称“台”、“塘”、“卡伦”等,运输官物的称“所”,专递公文的称“铺”。清代的驿站屡屡因为战争及边防形势的需要而有所增减,尤其是在中央直接管辖的疆域急剧扩大时,如征服蒙古各部以及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等。清代张穆写有《蒙古游牧记》,内中详记蒙古地区驿乘兴废之事。从财政上来看,平均算下来清代每年约需300万两白银用于驿传。
清代自雍正帝始,在乾清门外设军机处,以方便皇帝得到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其中的公文递送方式即是“廷寄”。廷寄的程式,由于受命者的官职不同而有所区别:凡军机大臣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督办军务大员等,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凡军机大臣行盐政、关差、藩、臬及各省提镇等,用“军机大臣传谕”;其中尤为机要之件,则书“军机大臣密寄”。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三、四、五、六百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廷寄谕旨递到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一一向皇帝复奏明白,以杜滥冒传旨。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廷寄谕旨较明发上谕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所以成为清代皇帝传旨施政的得力工具。清代驿传制度较前代分工更细,组织更为严密,延误、丢失驿报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就曾因延误驿报而遭革职。
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沿海商业城市发展,近代铁路的兴建和汽车的输入,驿传的作用日渐削弱。咸丰年间,冯桂芬(公元1809—1874年,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各地驿站相继裁去。
至1913年1月,北洋政府以中央命令的形式将驿站全部裁撤,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绵延三千年的中国驿站史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中国境内个别地区仍有驿站存在,并继续行使着其职能。譬如康、藏。
提到驿传制度,就不能忽略其交通工具——驿马。林则徐还满怀豪情写过一篇诗作《驿马行》。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汉、唐邮驿非常发达,唐代每30里置一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居延汉简中,关于记录驿马的文书有驿马名籍、驿马阅具簿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牛在某些朝代,也偶尔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某些地区只能使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某些地区只能使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这都是个例。
管理驿马的机构: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于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于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厂,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厂。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民国成立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设机构分别主持军民马区的繁殖改良工作。
另外,驿站人员早已有职业服装,但我还没来得及考证其详情。
以上略述了中国驿传制度的历史沿革,至于在这些驿站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著名战役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重要的场所可说是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河北怀来的土木驿(堡)、陕西兴平的马嵬驿,个中详情我不作叙述,以免铺陈太过,诸君自酌。至于在驿站内任过职的英雄们,恐怕更少有人知道,我只提两个顶尖人物——明末农民运动领袖李自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苏赫巴托尔(Дамдины Сухэ-Батор)。不过他们当初在驿站任职时只是最底层的驿卒而已,在那时苦难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人能料到他们会有朝一日做一国之君。还有一位名声极大的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曾被贬谪贵州作过4年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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