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完整！要有议论点，论题....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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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1-23
（一）、学与思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曾这样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倘若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消化，那他就将毫无收获。孔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补充，这两者是紧扣的两环，缺一不可。正如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过程那样，只学不思，那是不加咀嚼，囫囵吞枣；举一而不能反三，那是未经消化、吸收，所学知识无法化为“己为”。只有学而思之，才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学与思想结合，是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事例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时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汲取马列精髓的同时，结合中国实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试想，革命先辈们如果不是学与思、思而再实践，而是一味生搬硬套，教条主义，那么中国革命怎能成功？文艺复兴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倘若不是在学习中独立思考，“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能在当时产生？人类能够及早挣脱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的束缚？学而思，思而学，正是这些伟人成功的经验，同样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源。
今天正是“知识激增”的时代，知识的领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因此，美国教育界正在努力改革原有教学体制，力求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以适应明天的科学；欧洲、日本纷纷不其后尘，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明天的创造型人才，正是要从今天学生中培养起来。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到：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出独立的见解，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来等候明天的选择。
在学习中独立思考，是学者、大师们成功的经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而培养学生这一能力，是今天的中国在明天得以崛起的希望。
（二）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片面性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警世格言。其实，这句话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
不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越王勾践若不是在吴国受尽屈辱，他回国怎能卧薪尝胆呢？不卧薪尝胆，又怎会强盛起来而一举灭吴呢？中国女排如果不是在同世界强手对垒中受尽窝囊气，又怎会一跃而起创造出“五连冠”的奇迹呢？这些事实说明，人确实能在忧患中生存发展。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看你有无理想，有无毅力，有无奋斗的精神。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有一股拼命奋斗的精神。那么处在忧患之中，自会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样，有理想，有毅力，有了不断进取的精神，即使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决不会走向死亡的坟墓。
一个人，为忧患所困扰，不能挣脱忧患的泥潭，索性破罐子破摔，消极沉沦，不与劣境抗争，那么就不能在“忧患”之中求生。是“生”还是“亡”，关键在于人“为”还是“不为”。“为”，无论是处在忧患之中，还是处在安乐之中，都可以“求生”。“不为”，无论是处在逆境中还是顺境中，都难免一“死”。
时代前进了，人民正在向小康迈进，处在忧患之中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的人处在顺境之中。在强调“忧患之中”求生的同时，也应当讲讲“在安乐之中求发展”。只要我们正确对待“安乐”，把顺境当作起飞的宽广跑道，那么，我们就能主宰“生”和“死”，就能把握成功的钥匙。
有甲、乙、丙三个工厂，甲、乙两个厂都濒于倒闭，主管部门向甲、乙厂出示了黄牌。甲厂接到黄牌，干群一心，进行企业改革，大胆任用人才，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企业管理，结果，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就获纯利10万元。而乙厂接到黄牌后，领导辞职，职工各自寻门路去了，终于闭门关厂了。乙厂并没有在忧患中求生。丙厂是个乡镇企业，原先固定资产只有3000元，工人8个。干了两年，其产品冲向了全省，年产值达21万，工人50人。第四年，全厂职工已有100多人了，年产值达百万元。现在，丙厂的产品已畅销亚洲了。丙厂越办越红火，并没有在顺境中却步。可见，“为”字是多么重要啊！历史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为”，只要奋斗不息，就可以“弱变强”“强更强”；如果“不为”，坐等幸福或享清福，那么，“强”必转“弱”， “弱”则趋于“亡”。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不能算作完美的警世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