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100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40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帐,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15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15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佑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5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敦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买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5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以上的事件单纯着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NND,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佑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80%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100%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但在司马光的身上无效,他虽然不能修改这句话,可并不妨碍他弄虚作假~
他提出了个口号,我们废除新法,并不是“以子改父”,而是“以母改子”,是以神宗亲爱的妈妈高太后的名义进行的。
“以母改子”本身就是个大笑话。查遍儒家经典,只有“女子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司马光是从哪儿翻出来个“以母改子”的呢?
况且登基的是小皇帝哲宗,高太后只是垂帘听政,一个摄政者而已,她凭什么去干扰国政,篡改儿子的法令?仅仅以她是母亲的角色?
头一刀砍向了“保甲法”。要看一下他废除法令的原文,才能知道什么叫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摘抄主要原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戎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这是中心思想,第一他说中国人有100多年不练兵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练。为什么呢,这不单是愚蠢的贯性思维可以解释的,要结合奏章后面的结束话,才能知道他把本族人看成了什么废物。
这时重点看第二点,从“国家承平,到以为不祥”这一段。这是他之所以要废除保甲法的理论依据。因为到处都是练武的人,让乡村的老头儿们很不安,觉得不吉祥,所以要废除。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气得四处乱蹦,就算他不是什么史学大宗师,仅仅以他40年以上的官龄,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蠢话。
国家大臣思考重大国策,居然要以农村的平民老头儿的喜乐为依据,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社会什么时候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北宋真的是人间的天堂?重大国策会让基层的老百姓举手表决?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心里有数,可司马光硬是要这样说,还有些人,比如高太后居然能听进去,并且照此实施……知道什么叫无耻了吧。
和下面两段原文对比,上面的这个又不算什么了。
下一段,司马光谈到了钱——“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
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作为一个史学大宗师,他应该连三代以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都了如指掌,那么为什么宋朝本代的资料他会选择性失明呢?
之所以要实行保甲法,为的就是消减军队,减少军费。虽然保甲法实行中也有支出,但都由皇宫里神宗的封桩库、消减兵源节余的军费里划帐,没动用户部的一分一厘。这怎么能算是浪费呢?查一下具体的明细。以熙宁四年为例,节约军费160余万贯,保甲法支出130余万贯,还多出了30万贯的富余。
这只是京城附近的统计,放之于全国,节余数字会更惊人。保甲法是费钱,还是省钱,还用争论吗?
最后一段,在看之前,请大家深呼吸,别被气晕过去。原文如下——“……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
这是唯人种论了,中国人就是种地的,不管怎样训练,都没法和异族人相比,因为人家天生神武,从小练兵,我们再怎么练,只要一个照面,立即全体卧倒仆街,一点别的可能都不会有。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
保甲法就这样被废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经营的不费钱、不误农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经实施了15年,让两代人习武成长的政策,就此破灭。几十年之后金兵突破边关后长驱直入,直抵开封城下,灭亡北宋时,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记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恨谁。
司马光这个败类,如果有保甲法在,国家的希望就不会仅仅局限在开封城内那些腐烂的禁军身上。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不刻地为宋朝担忧,加上15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15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但得势,对王安石新法的废除这样凶狠彻底。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佑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5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5天之内完成这种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二分之一的根基,居然只给了5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5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5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5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5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敦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层,司马光树立蔡京是模范典型。想想几十年后蔡京的作为,谁该为这个妖孽买单?诚然,这时的蔡京还处于雏形,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司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没发现两个至关重要的破绽。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这之前,在新、旧两党之间摇摆的人是有的,比如刚下台的首相蔡确。可从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领袖的政治根基开刀。
蔡京这样做了,他的“零拒绝”手段再一次使用,这样没原则没底线的行为,司马光不仅不鄙视,居然还提倡,他本人的底蕴是什么呢?
如果以一切为政治服务,以达到目的为准绳,那么他多年以来保持的圣洁光环在哪里。退一步讲,这样急吼吼地接纳蔡京,也证实了他急病乱投医,在自己党内都缺乏认可的现实。
第二,蔡京的危险性。
让庞大的京城周边州县在5天以内废一法、立一法,这里面得有多么复杂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边,蔡京能避开所有的障碍,迅速搞定所有办事人,为他的欲望全速运转,这体现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这是强人手段!
有这样的能力,加上这样的品格,司马光居然熟视无睹。他的眼光在哪里,他巨大的史学知识在哪里。说到这一点,更让人无语的事还在后面。
“西夏未服,吾死不瞑目。”
此言一出,新、旧两党人士都深深共鸣,从太宗时起到神宗一生,都被西夏拖得筋疲力尽,这是大宋近百年的无解毒瘤了,司马相公终于要对它动手了!
事实胜于雄辩,司马光给出的答案惊天动地,事先谁也想不出来。
之所以会和西夏人恶化到现在的地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那么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把熙宁、元丰年间历次战争所得到的好处都还给西夏人不就得了嘛。比如米脂、浮图等四座城寨,恢复与西夏的榷场继续做买卖,至于每年的赏赐当然更不能少了,一切都以仁宗、英宗时代的待遇看齐……
以上的事件单纯着来看,已经让人忍无可忍,如果结合起历史来讨论,才会明白司马光此举有多么的险恶自私。
他是历史大宗师,远在夏、商、周时期的历史都如数家珍,那么中唐时期的事情会不知道吗?说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历史,一直是中国人所自豪的位面,可是曾有位外国人一句话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豪抹杀了。
黑格尔,他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只是单纯的重复,甚至发生的事件都不断地雷同。远不如欧洲,有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式,进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人,我乍一看,第一时间也很愤怒,觉得被蔑视了。可是仔细审视,变得无语。就比如司马光割让西北四城的行为,在中唐时就发生过。
唐朝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分为两派,牛党、李党。在唐文宗时代,牛党党魁叫牛僧孺,李党党魁是李德裕。两党互相排挤,在公元830年左右,牛僧孺是首相,李德裕被贬到西川边疆站岗。西川与吐蕃接壤,岷山的西北有座维州城,很多年前被吐蕃人夺走。
这时吐蕃的守将悉怛谋仰慕李德裕,带着全家,把维州城打包一起投降了。李德裕喜出望外,上报朝廷,结果让牛僧孺非常不爽。
你的成就是我的失败,要怎样搞点破坏呢?牛僧孺选择从懦弱昏庸的唐文宗下手。他说为了一个城池和吐蕃人交恶,小心对方出兵,从蔚茹川,直入平凉阪,不到三天就可达到咸阳桥,只怕京城都守不过来,得到一个维州算得了什么呢?
文宗害怕了,命令把悉怛谋交还吐蕃,把维州城也送回去。结果悉怛谋全家被吐蕃人虐杀在唐朝边境上,从那以后,再没有吐蕃人敢于向唐朝归降。
牛僧孺把党争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事情过去才200多年,以司马光的学识这是最基本的小儿科,可他明知故犯,重复这种罪恶,为的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吧。
如果以为他真的是为了宋帝国的安宁,宁可花钱消灾才这么做,呵呵,很快西边的局势就会煽到他的脸。
当他废法最起劲时,以母改子改得最爽时,有人曾经提醒他。这时否定宋神宗,小心哲宗长大了会为父亲出头,那时再翻天覆地一次,宋朝可怎么好?
司马光爱理不理——“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老天爷如果保佑宋朝,这种事自然不会发生。你NND,你自己做的事,要上天给你擦屁股,你当你是九天神猪的孙子啊,有仙缘?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佑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80%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100%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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