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891年10月12日出生于东京，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1937年任首相（第一次内阁），1939年总辞职，1940年任首相（第二次内阁）、大政翼赞会总裁，1941年任首相（第三次内阁），10月总辞职，1945年任东久迩宫内阁无任所大臣，12月16日服毒自杀，时年54岁。 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贵族政治家，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推行者，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是侵华战争的重要罪魁之一，二战甲级战犯。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是近卫笃麿和前田庆宁女儿—衍所生之长子。其父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笃麿当时看到清国遭到欧美列强的吞食非常愤慨，提出东亚保全论，主张结为日清同盟。1902年他主持开设东亚同文书院，反对欧美和俄国主导支配中国，希望推动亚洲主义。这种思想在近卫的论文中也有所体现。 他的母亲早在他出生后八天就因产褥热去世。笃麿又娶了文麿的姨母贞子续弦，而文磨一直将其姨母当成亲生母亲，直到长大后才知道真相。后来他感叹道：“知道这件事后让我觉得世间充满谎言。”大概这就是他对任何事都执怀疑态度的根源所在。
作为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自出生之日即被视为掌上明珠，受宠无比，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的连连题诗，其父经常在他身上拴着绳子，生怕摔倒。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渊源，近卫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三岁起便有祖母带着参拜皇室，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在他心中打下深刻烙印。1904年(明治37年)1月，鼓吹对俄开战的父亲突然病逝。当时12岁的近卫文麿就继承了爵位，昔日门庭若市的近卫家突然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过笃麿关照过的人全都换了一副面孔，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甚至搬走物品作为抵押。家道的中落使少年的近卫文麿倍感世态炎凉。 在华族学习院中等科毕业后，华族子弟多会是继续学习院高等科。不过，被是当时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之一)之校长新渡户稻造感化，投考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由于他的高贵身份，无论同学和老师都对他保持着一种礼貌上的友好，他为没有朋友而苦恼，这一时期，他是个有很多偏见的忧郁青年，喜欢西欧传奇文学。甚至想辞去爵位，当一名普通人。1912年3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战后的东京大学)后攻读哲学。后来被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河上肇和哲学家西几多郎吸引，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战后的京都大学)攻读法学系。他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主张礼贤下士，口头禅“叫花子也是宾客”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号称“最后元老”的西园寺公望，当时以护宪为中心的大正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每天报纸上新闻连篇，这使得以前视政治为庸俗之物的近卫开始关注政局，西园寺曾向近卫的曾祖父学习过书法，并同其父是好朋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服的近卫去拜访他时，西园寺感到很亲切。虽然两人辈分为叔侄，但前首相西园寺对学生近卫常以“阁下”相称，表示尊敬。从此，近卫与西园寺结下了恩恩怨怨的政治联系。 1916年(大正5年)，根据贵族院令，到了25岁便进身为公爵议员进入贵族院。1918年(大正7年)，为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论文执笔“推开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他在论文中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象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可以看出，近卫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与活跃于明治时期政坛的其父近卫笃麿的影响分不开。“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论比其父的思想更加鲜明，奠定了近卫在组阁后即结成日德意三国同盟、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理论基础。
1919年(大正8年)他跟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增广了国际见闻。时途经上海，应孙中山请求进行了会谈。孙文也是在上海英文报纸上读到了他的论文才起了和他见面的念头。在巴黎会议期间，帝国主义列强的激烈争夺，给近卫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他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中认为巴黎和会显示了大国的横暴，实力支配是铁的原则。从基于正义、维持和平的国联精神来讲，“人种平等”的提案理应被采纳，但他是由：力量不足的日本：提出的而未被采纳；与此相反“不合道理的门罗主义”是力量强大的美国所提出的而被纳入国联的原则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用以指导一生的活动。
凡尔赛会议结束他还在欧洲旅行了一阵子，与战后西欧的民主运动给了年轻的近卫以很大冲击，越发的感到华族的风俗、礼仪和习惯没有意义。他原本计划到美国游学（因亲戚反对而未成行），说明他认识到如果将美国排除在外就不可能谈论世界事务。他生活的明治时代，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中弥漫着欧美气息。过早的当家立业形成他自负、执拗的性格，他几乎不崇拜任何历史人物，甚至对当时名声显赫的日俄战争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也不以为然。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亚瑟·贝尔福勋爵，因为贝尔福早年前默默无闻，后来在爱尔兰总督位置上却一鸣惊人，显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干。日后更是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当代的马基雅维利。他有几个妻子，常和自己的孩子，包括情妇所生的孩子一起嬉闹玩耍，没有多少日式家长的威严，倒像个美国式的父亲·········。 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逐渐被人们熟知。1921年年方30岁的近卫被推选为临时议长。1924年6月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后，近卫就任贵族院研究会常务委员。在第55届国会讨论普通选举法时，贵族院许多议员百般反对，法案难产，近卫上下活动，9月法案最终通过。近卫在政坛上的活跃，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
火曜会
1927年(昭和2年)脱离旧态依然的贵族院研究会。与木户幸一、德川家达等结成了火曜会，对贵族院内集结了新势力的同时，逐渐偏离西园寺公望成为了贵族院内的革新势力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五摄家之首的血脉，加上端正的外貌(当时的日本人中属于高个子)，用反对英美协调外交的现状破除主义的主张，获得群众的欢迎，很早便被期待成为首相。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就任贵族院议长。进入国家权利中枢。西园寺一方面认为他是个人才，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落入革新势力的漩涡中，最终成为军部的傀儡，叮嘱他要“超脱”，要“慎重。”
进入3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生产和外贸急剧衰退，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便为法西斯运动兴建建造了温床。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上。1931年5月，近卫在驹泽高尔夫球场与阔别十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重逢，森恪早已不是政党主义者，他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受森恪谈话的刺激，近卫转入所谓的世界新潮流的法西斯运动，客厅里日益出现皇道派少壮军官和军部外围的右翼组织，牵线搭桥的就是森恪。
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阀中的“皇道派”青年官兵发动二·二六事件，导致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向天皇推荐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但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难以处理二二六事件问题，便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近卫之所以坚决拒绝组阁是因为他认为“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执政仅一年多便因无法控制国内的政治矛盾而相继垮台。大家一致认为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已别无第二个人。西园寺公望再度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而近卫此时似乎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官僚、政党和各派军阀都希望在“帝国的不统一”的状态下，近卫能够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强有力的内阁。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组阁，成立第一届近卫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报纸将他的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多数国民也都期待着他能成为打破日本社会沉闷状态的首相。
的确，近卫有高尚的血统。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近卫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统治阶级各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的当天就表示，属于“非持有国”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行”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行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劳动力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书。
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过分得意的他提出大赦建议，但这不仅引起了陆军首脑的非议，甚至皇室成员，元老重臣，甚至天皇也摇头反对。这使的近卫感到有些沮丧，不久，军部就给他“制造”了个大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