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眼看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崇祯皇帝召见内阁辅臣时悲鸣:“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都是亡国之臣。按说我对待你们文臣也不薄，但为啥到现在没一个人肯跟着我干?”(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等到这年的正月，李自成的百万大军把紫禁城围得水泄不通，崇祯皇帝亲自敲钟，请大臣们来朝计议，可没一个大臣来报道。崇祯真成了孤家寡人，就是寻死也只有一个小太监追随，基本上相当于自助。
明朝行政治理的主体—文臣集团至死都没一个人愿意追随崇祯，可见崇祯和文臣集团闹得有多僵。
从历史上看，大约从汉朝起，封建政权就由皇权、宦官集团和文臣集团这么几股势力相互制约掣肘，形成制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戚和藩镇集团也是权力分享者。在这种情况下，皇权为了实现对权力的完全操纵，势必要和其他势力展开博弈。这种博弈，有时是暗流涌动，有时则是赤裸裸的相互屠杀。
而到了明朝，情况尤为特殊而且严重。首先，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向全世界供应大量商品，南方的工业化生产较为发达，民间自由贸易十分频繁，市民社会已经成型。伴随着经济发展，传统的儒家礼教已经越来越不被人待见，人民的思想越来越自由。人们开始普遍地质疑以皇权为核心的整个封建礼教，出现了一大批像李赞这样的反皇权思想家。在民间，以享乐为标志的反礼教束缚行为也大行其道，这在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里有着十分生动详细的描绘。
伴随着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文臣集团开始出现了制约皇权的苗头。内阁的势力十分强大，有时甚至架空了皇权。满肚子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理念的内阁首辅动辄对皇帝问责，使皇帝十分忌惮。最明显的例子是万历皇帝和内阁关于议立太子一事当时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万历皇帝十分厌恶文臣集团对皇家事的指手画脚，但又无法抗衡文臣集团的势力，遂一反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勤勉有为，代之以懒惰荒淫，不理朝政达三十年之久，致使许多朝廷文官甚至终其一生都没能一睹皇帝陛下的尊容。万历皇帝和文臣之间的联系全靠太监在中间传递。
可以说，从万历年间起，皇权和文臣集团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梁子。而历史的惯性，又将君权和文臣集团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带到了万历驾崩后的短暂的天启和崇祯朝。天启皇帝则完全倚重宦官集团来制衡文臣，逐步使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发展成为权倾天下的阉党。
因为从小耳濡目睹了阉党专权、尾大不掉的恶果，崇祯对宦官集团深恶痛绝。
他登基后，又依靠文臣集团，在其支持下清除了阉党。随即文臣集团的势力开始自然膨胀，崇祯的君权又受到极大限制，每每使得自己的筹划不能付诸实施，使得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可以说，风雨飘摇之中，崇祯终其一生都在和文臣集团做着斗争。譬如对清军的作战，群臣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崇祯重用了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武人集团的袁崇焕。虽然袁崇焕拥有崇祯赐给的尚方宝剑，但还是受到文臣集团的掣肘。文臣集团偏重门第出身，而无视军功的多寡，这样导致了大批的武将心灰意冷，在战场上无所作为。明朝几次对清军的巨大军事行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同时更加削弱了明朝的武装力量，使明朝最终在和农民军的对决中完全败北。眼看着文臣集团无所作为，又专营自肥，崇祯失望透顶。初期，崇祯通过不断问罪、撤换、制衡文臣来强化君权,但效果甚微。他转而采用横加杀戮的办法威吓文臣集团，要他们以死为惧，尽心尽力地为残明卖命。
崇祯和文臣集团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他在位十七年间，大肆纵容锦衣卫活动，通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滥杀了许多无辜的地方官吏和国家重臣。
崇祯先后撤换了内阁大学士五十人，而北宋从建国初到元佑年的一百三十多年里，也不过仅有宰相五十一人，而且这五十一人涌现出一大批像司马光、王安石、韩琦、范仲淹、吕公著等千古名相。为国家的中兴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崇祯朝这五十名宰相，无一可用之人，并且大多数是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之辈，其中周延儒和温体仁甚至被“光荣”列入《明史》的《奸臣传》里，要知道，整个《明史·奸臣传》也不过十个人而已。其他级别的文官就不用说了。终其一朝，崇祯撤换了十一名刑部尚书、十四名兵部尚书，以督师不利为由杀害总督七名，屠戮巡抚十一名，逼死一名。
有时，崇祯为了平衡各派势力，麻痹文臣集团，维护整体政局稳定，不得不向文臣集团妥协，屠戮武人。为了缓减和清军、农民军两线作战的压力。“攘外安内”，他有心和清政府议和。但文臣集团却抓住这个小辫子不放，说他屈服满人，丧权辱国。无计可施之下，他杀害了陈新甲，并以叛变之名杀害了袁崇焕。清政府为了抹黑崇祯，在雍正和乾隆朝的“文字狱”期间，造谣污蔑崇祯皇帝是中了清朝的“反间计”。这已经为学术界大部分史学家所公认。
崇祯对文臣集团极端不信任，对武人集团注意扶植，他所摧拔的诸如左良玉、秦良玉、史可法、郑成功等一大批名将，为支撑南明政府坚持抗清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在南明政府最艰难的时日，依托崇祯所制订的一系列军事框架政策，腐败无能的南明政府还是能够聚集起一百万左右的部队，并且坚持抗清到了康熙年间。这不能不说是崇祯的一大功劳。
从崇祯在位期间对文臣的一系列打压史实就可以看得出，对于文臣集团，他自始至终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而文官集团慑于他的权威，被迫合作;但内心深处，认为崇祯皇帝十分残暴。这样，崇祯朝时期的皇权和文臣集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既相互仇视、相互算计，又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复杂关系，用离心离德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最终斗争的结果是，崇祯皇帝被迫走上倚重宦官的老路，在全国的军事和行政领域大量启用宦官为监军，使宦官集团的势力再次膨胀，加重了对抗农民军和满清战争的不利态势。同时阉党集团和文臣集团相互把持朝政，恶性循环，事实上更加削弱了崇祯的君权。
文臣眼中的崇祯嗜杀成性，其实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崇祯的猜忌心十分严重，这和他登基时深受阉党和客氏威胁，地位并不稳固、犹如危卵的君权状况有关。
应该说，崇祯想加强中央集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为时已晚，并且在当时“天地将倾”的动荡大背景下，反而加重了政治危机。
崇祯和文臣集团的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看着崇祯的尸体，他的老对手李自成就感叹说，崇祯皇帝本人并非昏君，但文臣集团却以私利为先，不肯尽忠国家，所以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清朝张廷玉主持编修的《明史》则评价道:“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李自成和清政府都与崇祯有血海深仇，他们这番对崇祯君臣斗争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