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提及清朝时候的贪官，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大贪官和珅。和珅在乾隆时候是权倾朝野的大臣，据说在嘉庆四年时候被查清家财的时候，发现和珅聚集的财富，大约是8亿两至11亿两白银，拥有的黄金、白银再加上其他珍宝与古玩，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累计的财政收入。所以，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俗话流传。
实际上，在乾隆时候，和珅也的确是一位“治世之能臣”，抓朝廷贪污腐败得力，在甘肃查处了一起惊天大案，使得乾隆皇帝派人怒斩杀十九位高官。
故事开头就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省苏四十三农民起义开始。当时，属于甘肃省河州管辖的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县）撒拉族人苏四十三，由于不满意满清政府在当地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政策，率领撒拉人与回民共同起义，起义军一开始势头凶猛，把官兵打得节节败退，并且把甘肃省的省会城市兰州团团围住。
当时，康乾盛世维持了一百年，在太平盛世中没有战乱的情景发生。当时，由于兰州被围困，乾隆就撤职原来陕甘总督勒尔谨的官职，然后继续调用李侍尧任陕甘总督，布置边防的防御。之后，又派遣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和珅去解决兰州城的事情。
这时候，在兰州也陆续出现了三件怪事。
第一件怪事，就是乾隆皇帝把原来的陕甘总督勒尔锦革职之后，却使甘肃布政使王延赞主动捐出历年来积累的四万两银子的俸禄来作为朝廷的军饷。
王延赞本来是想做好事的，可是却也出卖了自己。在清朝时候一个省的布政使，就相当于现在省里管财政的副省长，年薪七八千两，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年薪一百五十万，这个钱也是不少的。不过，王延赞才做了四年，就算不吃不喝，家财也只是三万两银子，怎么一下掏出四万两银子呢？
所以，王延赞的举动，自然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疑心。
第二件怪事，浙江巡抚王亶望为了拍领导的马屁，捐巨资50万两白银修海塘坝。50万两白银，按照1两400块钱，就是2亿元人民币，一个巡抚要不吃不喝50年才能积累到，这也引起乾隆疑心。
第三件怪事，和珅到了甘肃的前线，却突然下大雨。乾隆爷奇怪，甘肃连续几年包括这一年都是旱灾，为什么在这时候下雨呢？
之后，乾隆密令和珅调查这一件事，这样就查出了清代历史上第一大贪污案——甘肃冒赈案。王廷赞贪污受贿，让手下人经过自己买官当位自己收敛财富。随着审问的深入，涉这一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达到一百零四人。乾隆为了平民愤，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初二日清晨，把涉案的主要十九官员被押到兰州街市，当众斩首。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在边地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包围了省城兰州。乾隆立即命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甘肃增援。
就在他俩动身前后，发生了三件怪事。
第一件，乾隆帝因陕甘总督勒尔谨用兵不利，将其革职，调云贵总督李侍尧取而代之。一换人，却惊动了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他为了免于牵连，主动提出，愿意捐出历年积攒的俸禄四万两银子，资助军饷。这一举动，反倒让乾隆帝起了疑心。
清朝的布政使，相当于分管财政的副省长，年薪七八千两，相当于今天的一百五十万元，看起来真不少。不过，王廷赞才当了四年布政使，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三万两银子。怎么可能一下子掏出四万两银子呢？
第二件，乾隆想起自己在四十二年（1777年）南巡时，浙江巡抚王亶望为取悦皇帝，添建房屋，张灯结彩，奢侈异常，花费甚巨。乾隆帝看到这些，觉得有些过分。而王亶望被吓着了，生怕龙颜不悦。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将功补过”的惊人决定：奏请捐出五十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海塘工程。王亶望来浙江之前也是甘肃布政使，正是王廷赞的前任。五十万两银子，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人民币，是布政使六十多年合法收入的总和！乾隆帝现在突然想到：甘肃不是个穷省吗？怎么这些布政使个个都腰缠万贯啊？
第三件，和珅前往甘肃途中，密奏道：“一入甘境，即遇阴雨。”阿桂进了甘肃，也奏报说当地“雨势连绵滂沛，且至数日之久”。连绵不绝的雨下得很大，大到士兵们没法挖掘战壕、修建工事。照阿桂、和珅的说法，甘肃今年雨水充足。但前不久甘肃的官员还奏报当地闹旱灾，希望朝廷继续救济。乾隆帝纳闷了，到底该信谁的呢？
他写下这样一段朱批：何以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岂有今年甘省雨独多之理？意思是说，以前都说甘肃雨少干旱，唯独今年雨量很大，哪有这样的道理？照理说，阿桂、和珅是去办军务的，没必要说假话；那么扯谎的只可能是甘肃官员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编瞎话呢？官员不差钱，谎报天气，这些怪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乾隆帝觉得，三件看似不相干的事，背后肯定有某种联系。
说来话长。明清两朝，国家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只要当上了监生，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在当时，这是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条做官捷径。所以许多人都想当“监生”。怎样才能成为监生呢？在清代，无外乎四种途径，一是考试录用，二是皇帝特许，三是高官子弟免试，四是捐资换取。那些考试不灵、“拼爹”不灵、沾不上皇恩的人，要想成为监生，就得捐钱捐物，就是“捐监”。
说到“捐”这个字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捐官”，也就是花钱买官。这不是个好现象。但在清代，“捐监”的确是个司空见惯的政策，跟考试相比，捐监不算“正途”，坏处很明显，包括三方面：
一是不讲公平。“捐监”就是花钱买文凭，破坏了科举考试的正常竞争秩序，对十年寒窗的读书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二是不怀好意。“捐监”之人，有很多是不学无术之辈。他们抱着投机心理当上监生，谋得官职，再加倍搜刮。三是一旦管理不善，就会滋生腐败。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说，甘肃地瘠民贫，存粮亏空；近年来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他建议恢复捐监政策。乾隆帝同意了，但要求只收粮食，不能折成现银。
捐监事关全省财政、民政，因而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时任布政使王亶望身上。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之子，算高官之后。混迹官场几十年，从一介知县做到浙江布政使，既靠“拼爹”和小聪明，更靠行贿送礼、巴结上级。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继承了晋商传统，督办浙江海塘工程期间，账目算得很精。乾隆帝或许看重这一点，把他调到甘肃，主持捐监事务，希望他能把事办好。到了甘肃，王亶望发现，这里虽然穷，但天高皇帝远。捐监事务漏洞多，从中牟利并不难。抱着“有钱不赚，过时不候”的心态，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收权。捐监大权从各州县收归省城兰州。
二是折色。征收粮食，叫作“本色”；折成银两，就称为“折色”。每个监生明码标价—六十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两千元。
三是谎报。王亶望向朝廷谎报旱灾连年，骗取朝廷下拨捐监名额；谎称征收的粮食太多，原有粮库不够，要求朝廷拨款建新粮库。其实，新粮库根本没修，拨款全都落到了王亶望等人的腰包。蒋全迪是安徽歙县人，有点徽商精于算计的特质。他给王亶望出了个主意：监生名额的分配，主要根据各州县灾情轻重。灾情虽然可由州县官自行填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最终要以省里的认定为准，其实就是王亶望和蒋全迪大笔一挥。而这俩人认定灾情，全凭个人好恶。如果喜欢你，就把你县的灾情定得重一些，这样就会拨给更多的捐监指标，让你获得更多牟利机会。所以，州县官都得向他俩巴结送礼。
然而，想给这俩人送礼，不是件容易事。当时甘肃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
为了把礼金送到位，许多州县官都派出了“坐省长随”。这是一种新兴职业，就是州县官派出贴身随员，常驻兰州充当联络员，专门负责拉关系、交朋友、打探消息，甚至偷偷送礼。必要时，就把礼金装在酒坛或菜筐里，用泥巴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直接送进去。一个以捐监为名上下勾结、相互利用的利益链条，就这样形成了。官员们得到的是真金白银，朝廷得到的只是一纸谎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63岁的宁夏道道员王廷赞出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只是小吏出身，充其量算是“屌丝”。但他工作勤谨，才干突出，很快就脱颖而出，在甘肃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王廷赞曾经是个好官。平反冤狱，兴修水利，修建书院，政绩卓著，得到了同僚的夸赞和朝廷的嘉奖。可是，自从当上了布政使，或许对捐监的利益早已垂涎，或许想趁退休之前捞一笔。总之，王廷赞变了，变得贪婪了。当上了布政使后，王廷赞不仅继续“折色征收”，而且继续杜撰灾情，骗取捐监名额和赈灾粮款。他还谎称各地收粮，需要给运费，骗取户部报销。其实，运费根本不存在，报销的银两都被他中饱私囊。
他们这么做，难道省里就没人敢管吗？勒尔谨作为王亶望和王廷赞的上司，深知捐监背后的利益。对于这俩人的作为，基本视而不见，充当了保护伞。这样一来，两位布政使前后相继，有恃无恐。甘肃全省大小官员，慑于权威，噤若寒蝉。甘肃按察使福宁主管全省监察工作，跟王亶望平级，竟然这样说：通省如此，我一人亦断不能从中梗阻。意思是说，全省都这样，我一人也不好阻挠。于是睁一眼眼闭一只眼，甚至参与分肥。
王亶望和王廷赞倒是摆出一副有钱大家赚的姿态，拉全省官员下水。州县官们见上司拉拢，便争先恐后，投奔孝敬，串通一气，嘴巴紧闭，行贿受贿，包庇下属，营私舞弊，参与分赃。全省官场已经烂透。
八年间，甘肃省总共捐出了二十七万多个监生名额，纳入官仓的粮食应该有一千两百万石。但实际上，粮食一颗也没有，银子却收了一千六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二亿元，涉案金额之高可见一斑。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面对开篇提到的怪事，乾隆帝想来想去，除了贪腐，别无他途。于是他断言：甘肃捐监，肯定有私自征收银两，将多余银两中饱私囊的情况。很快，阿桂和李侍尧也把暗访到的真相奏报上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仓库里没有监粮，历年来收的都是银两。乾隆帝终于明白：甘肃省地方官借捐监为名，年年谎报旱灾，冒领赈灾粮款和捐监名额！这场惊天骗局竟瞒了八年。乾隆帝非常生气，决心“一查到底”。
第一步行动是抓捕勒尔谨，拆除捐监弊案的保护伞。勒尔谨很快就招供，承认甘肃捐监确实只收银两，而且直接交给兰州府。第二步行动是就地抓捕王亶望、王廷赞和福宁。这三人很快就束手就擒。面对讯问，王亶望百般推脱，王廷赞避重就轻，倒是福宁为人老实，和盘托出案情。
第三步行动是查抄家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王亶望的家产出奇的殷实，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名下的金银、珠宝、字画，加上在临汾的各类房屋一〇八所、土地一〇九五亩，以及高利贷和房租收入，价值高达三百万两，相当于今天的六亿元，远超合法所得，堪称天文数字！
随着审问的深入，涉案官员越来越多，达到一百零四人。《大清律》规定，贪污一千两就处死。阿桂和李侍尧据此圈定了一份六十六人的杀头名单。太平盛世里一下子杀掉这么多官员，朝廷的脸面何在？想到这儿，乾隆帝心软了，不再坚持“一查到底”，而是改为“法外施恩”。生死线定在了贪污两万两。这样，杀头的人数减少到了三十人，其中省级高官四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初二日清晨，其中十九人被押到兰州街市，当众斩首。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王亶望、蒋全迪被砍头抄家，王廷赞被绞死，勒尔谨被赐自尽。维持八年的甘肃捐监事例，至此叫停。
剩下的七十四人贪污不满两万两，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顶戴没了，自由没了，一顿胖揍，发配边疆。他们当中的二十八人，后来还是被杀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