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们不妨从几个侧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宋代是中国古代财政负担最重的主要王朝。
说财政负担最重,首先,宋的疆域在主要王朝中几乎是最小的(北宋先后设立过35个路,但实际上有意义的不过20多个,南宋则只有17路),疆域小意味着财政收入来源少;其次,宋是历代主要王朝中开支最庞大的,因为两宋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官员队伍,不仅实职多,而且拥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与实职的虚职、候补和祠禄官,甚至一个州既有知州(实际的市长)也有刺史(名义上的市长),一个县既有知县又有县令,当然,只有实任才有实权,但只要是官都要发工资,官越多人事成本也就越大;第三,宋代是历代养兵最多的,禁军、厢军在北宋熙宁年间曾达到创纪录的111.2万,而这些兵又没有什么战斗力,打仗时不得不“堆人头”或者再招募新的“使臣效用”或“武功队”,这样一来开支当然就更大;第四,两宋因为外战不利都有每年对外的“岁贡”、“岁赐”,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绸缎,可不是吴钩等人所谓“小意思”,而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
简单说,宋代的情况是收入渠道少,支出渠道多且开销大,那么怎么办?吴钩等人说“做买卖”——那么我们来看做买卖。
第二、宋代对商人的不友好。
宋代因为疆域狭小,负担沉重,因此采取了历代几乎最严厉的专卖制度(榷制),汉代开始的榷酒、榷盐铁,唐代开始的榷茶,榷丝,宋代一律照用不误(专卖税是宋代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且宋代税官收税只限五里,五里外就归另一个税官负责,这导致商路越长成本越高,且越是小本经营,生计就越艰难。不仅如此,宋代还在不同地区发行不同货币,比如在边境地区发行别处用不了的铁钱,在四川发行几年后就全部作废的“交子”纸币,这也让长途经商变得举步维艰。
第三,因为开支巨大所以赋税沉重。
宋代田赋沿用唐末两税法,但两税法本意是把所有的税种合并为一年两税,其余不再征收,而宋代却是征完两税再征名目繁多的杂税,而且为了方便自身,制订了“鼠雀耗”(额外多征收一些粮米以防被老鼠麻雀偷吃)、“支移”(税赋是要运输的,要求老百姓支付运费)、“折变”(要求老百姓支付现金,然后制订统一的兑换率,这个兑换率总是比市场价更对官方划算)。至于明明未成丁或已年迈却继续征收丁钱(挂丁钱),借口“花钱向老百姓买布”实际上却从老百姓头上收买布钱的“和预买本”(后来布不再买但钱却一直收下去),以及连宋朝财政官员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经制钱”,等等,加上两宋“不抑兼并”,上至官僚下至乡绅都疯狂兼并土地,令许多农民无力生存,只好流入城市——于是宋代又成为第一个对无地城市人口收“坊郭钱”和“科买钱”的朝代。
第四,无力负担,或兵或贼
如此沉重的压榨令许多宋代贫民无力负担,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去当兵,宋代许多官员也明确论述,“多一兵即少一贼”,把招兵当成扶贫救济,而非国防事业。
这样弄来的兵有没有战斗力且不说,因为当兵是有其它目的,所以积极性不高,而政府和社会也瞧不起他们,为防止逃跑在他们脸上刺字(这是罪犯的待遇),而因为兵越来越多财政同样养不起,所以不断降低单兵待遇。
兵也当不下去那就只好做贼了,所以两宋享有平均年农民起义(“盗贼窃发”)最高的光荣纪录(总看过水浒传吧……),为此宋深感不安,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制订“窝藏重法”,从重处理“盗贼”,5年后又“别立重法,宋神宗熙宁年间改订《贼盗重法》,几年后又再度加严……从仁宗开始在京畿、京东、河北三路设置”重法区“,规定“重法区”对“盗贼”惩罚加重(原来的《宋刑统》已经很重,此后“重法区”不断扩大,至元祐年间已扩大至当时全部24路中的17个,几年后还补充个“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的条款,南宋更“严盗贼法”,把全国都定为“重法区”——如果老百姓真那么富有、幸福,他们吃多了撑的还是皇帝大臣们吃多了撑的?
你们觉得这样的“富有幸福”如何?反正你们乐意就去梦想着穿越,我是恕不奉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