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我们不妨从几个侧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宋代是中国古代财政负担最重的主要王朝。
说财政负担最重，首先，宋的疆域在主要王朝中几乎是最小的（北宋先后设立过35个路，但实际上有意义的不过20多个，南宋则只有17路），疆域小意味着财政收入来源少；其次，宋是历代主要王朝中开支最庞大的，因为两宋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官员队伍，不仅实职多，而且拥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与实职的虚职、候补和祠禄官，甚至一个州既有知州（实际的市长）也有刺史（名义上的市长），一个县既有知县又有县令，当然，只有实任才有实权，但只要是官都要发工资，官越多人事成本也就越大；第三，宋代是历代养兵最多的，禁军、厢军在北宋熙宁年间曾达到创纪录的111.2万，而这些兵又没有什么战斗力，打仗时不得不“堆人头”或者再招募新的“使臣效用”或“武功队”，这样一来开支当然就更大；第四，两宋因为外战不利都有每年对外的“岁贡”、“岁赐”，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绸缎，可不是吴钩等人所谓“小意思”，而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
简单说，宋代的情况是收入渠道少，支出渠道多且开销大，那么怎么办？吴钩等人说“做买卖”——那么我们来看做买卖。
第二、宋代对商人的不友好。
宋代因为疆域狭小，负担沉重，因此采取了历代几乎最严厉的专卖制度（榷制），汉代开始的榷酒、榷盐铁，唐代开始的榷茶，榷丝，宋代一律照用不误（专卖税是宋代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且宋代税官收税只限五里，五里外就归另一个税官负责，这导致商路越长成本越高，且越是小本经营，生计就越艰难。不仅如此，宋代还在不同地区发行不同货币，比如在边境地区发行别处用不了的铁钱，在四川发行几年后就全部作废的“交子”纸币，这也让长途经商变得举步维艰。
第三，因为开支巨大所以赋税沉重。
宋代田赋沿用唐末两税法，但两税法本意是把所有的税种合并为一年两税，其余不再征收，而宋代却是征完两税再征名目繁多的杂税，而且为了方便自身，制订了“鼠雀耗”（额外多征收一些粮米以防被老鼠麻雀偷吃）、“支移”（税赋是要运输的，要求老百姓支付运费）、“折变”（要求老百姓支付现金，然后制订统一的兑换率，这个兑换率总是比市场价更对官方划算）。至于明明未成丁或已年迈却继续征收丁钱（挂丁钱），借口“花钱向老百姓买布”实际上却从老百姓头上收买布钱的“和预买本”（后来布不再买但钱却一直收下去），以及连宋朝财政官员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经制钱”，等等，加上两宋“不抑兼并”，上至官僚下至乡绅都疯狂兼并土地，令许多农民无力生存，只好流入城市——于是宋代又成为第一个对无地城市人口收“坊郭钱”和“科买钱”的朝代。
第四，无力负担，或兵或贼
如此沉重的压榨令许多宋代贫民无力负担，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去当兵，宋代许多官员也明确论述，“多一兵即少一贼”，把招兵当成扶贫救济，而非国防事业。
这样弄来的兵有没有战斗力且不说，因为当兵是有其它目的，所以积极性不高，而政府和社会也瞧不起他们，为防止逃跑在他们脸上刺字（这是罪犯的待遇），而因为兵越来越多财政同样养不起，所以不断降低单兵待遇。
兵也当不下去那就只好做贼了，所以两宋享有平均年农民起义（“盗贼窃发”）最高的光荣纪录（总看过水浒传吧……），为此宋深感不安，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制订“窝藏重法”，从重处理“盗贼”，5年后又“别立重法，宋神宗熙宁年间改订《贼盗重法》，几年后又再度加严……从仁宗开始在京畿、京东、河北三路设置”重法区“，规定“重法区”对“盗贼”惩罚加重（原来的《宋刑统》已经很重，此后“重法区”不断扩大，至元祐年间已扩大至当时全部24路中的17个，几年后还补充个“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的条款，南宋更“严盗贼法”，把全国都定为“重法区”——如果老百姓真那么富有、幸福，他们吃多了撑的还是皇帝大臣们吃多了撑的？
你们觉得这样的“富有幸福”如何？反正你们乐意就去梦想着穿越，我是恕不奉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