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代科举制度及宰相构成特点及原因: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科举新在哪儿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小说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什么叫“甲科”“乙科”
我们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科举新在哪儿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小说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什么叫“甲科”“乙科”
我们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6-03-30
“宋代的选官制度”,当时并没有八股选士的说法,其官吏的选任,沿用唐代的科举制度,但宋代由于经济上的发展和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考试向庶族地主及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对于士大夫,正如陈傅良在《答林宗简》所说的“家不尚族谱,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这是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重要措施。
有常科、制科和武举。考试的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考取的人,称为进士,考试内容着重诗赋。除进士科外,诸科则重帖经、墨义。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并不是一个官名,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
宋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二府三司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
南宋初,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正宰相,不再兼任二省侍郎,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南宋孝宗以后,正宰相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复参知政事。此外,?宗、宁宗、理宗都曾设“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由老臣或权臣担任,处理军国大事,位高宰相。
有常科、制科和武举。考试的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考取的人,称为进士,考试内容着重诗赋。除进士科外,诸科则重帖经、墨义。
宋太祖建国后,不断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宰相并不是一个官名,实际上是一个群体,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领导层。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中央虽设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力归属“中书门下”这一机构,又称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员。此外,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构成最高辅政机关。
宋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二府三司制,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
南宋初,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正宰相,不再兼任二省侍郎,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南宋孝宗以后,正宰相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复参知政事。此外,?宗、宁宗、理宗都曾设“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由老臣或权臣担任,处理军国大事,位高宰相。
第2个回答 2016-03-28
宋朝是科举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后直到清末宣统年
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科举怎么考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
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
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
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
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
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
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
周乃至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
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
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
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
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
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
也不算罕见。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宋朝科举怎么考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
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
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
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
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
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
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
周乃至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
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
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
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
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
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
也不算罕见。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8-11-03
一、宋代科举制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考试还是诗、赋、论,要按照韵书去写,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自此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
二、宋代宰相制度
宋代实行二府制。二府,指中书省与枢密院。宋以二府长贰为宰执,学者称为二府制。
二府制渊源于晚唐及五代而大备于宋,余波及于辽、金、元,明以后则废除。二府制之精神在于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五代以至唐末虽已有枢密院,然元固定职掌,都承担宰相的责任,而其权势则与中书省互为消长。到了宋代才定制,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二府分职,互不相侵。二府设官,中书省有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
宋代的中书省与枢密院虽称是对掌文武,合为宰执,但体势并不均等,而是重文轻武,也就是说,中书省长官同平章事较之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为重。
宋于平章军国重事之官并不常设,故实不能谓为正常宰执。正常宰执承晚唐及五代之旧,采用分而复合的三省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别置参知政事以佐之而为执政。自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其名称及制度数次更易。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考试还是诗、赋、论,要按照韵书去写,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自此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
二、宋代宰相制度
宋代实行二府制。二府,指中书省与枢密院。宋以二府长贰为宰执,学者称为二府制。
二府制渊源于晚唐及五代而大备于宋,余波及于辽、金、元,明以后则废除。二府制之精神在于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五代以至唐末虽已有枢密院,然元固定职掌,都承担宰相的责任,而其权势则与中书省互为消长。到了宋代才定制,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二府分职,互不相侵。二府设官,中书省有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有枢密使、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
宋代的中书省与枢密院虽称是对掌文武,合为宰执,但体势并不均等,而是重文轻武,也就是说,中书省长官同平章事较之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为重。
宋于平章军国重事之官并不常设,故实不能谓为正常宰执。正常宰执承晚唐及五代之旧,采用分而复合的三省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别置参知政事以佐之而为执政。自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其名称及制度数次更易。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