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封闭的国门，牛庄（营口） 被迫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东北地区的侵入逐步深入，清帝国的陪都重地盛京，也在鸦片、洋教、洋货的冲击下，逐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争夺的战场。盛京数次遭受洗劫，城郭被践踏，房屋被摧毁，人民为躲避灾难，遗弃恒产，流离失所；而逃避不及，死于枪炮者无计其数。正如《盛京日报》当时所惊呼的那样：“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肉飞血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盛京城再无往日的尊严与安宁。
沙俄对盛京城的占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亿两，……消息传到国内，全国齐声反对，东北各界也以各种方式进行抗议。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打乱了俄国独霸中国东北的梦想，引起沙俄的不满，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共同“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在三国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中国赔付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辽东半岛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赢得了慈禧和李鸿章的好感，通过签订《中俄密约》，获得了在东北的筑路、开矿、设银行的特权，并在1897年12月14日强占旅大。这样，沙俄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不顾清廷的反对，强行从福陵和昭陵之间通过，将满洲的“龙脉”拦腰斩断。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1900年在全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义和团兴起后，迅速从山东和直隶发展到东北。6月30日—7月1日，沈阳义和团在刘喜禄、张海的率领下，先后烧毁了大东门外耶稣教堂、城东南小河沿一带传教士住宅和英国传教士施图阁开设的盛京医院、西郊爱尔兰传教使团的建筑和圣教会，还烧毁了沙俄为修筑中东路支线设在沈阳的铁路公司。小南关外的法国天主教堂（即天主教盛京总堂） 建筑坚固，主教纪隆指挥武装的教士、教徒四五百人负隅顽抗。次日，有义和拳少年一二百名，披发赤身，全戴红肚兜，从八面进攻洋楼。同情与支持义和团的副都统晋昌亲率清兵数百名，携炮助阵，将教堂焚毁，主教纪隆及楼内顽抗者全部毙命。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同时，沙俄也以镇压暴乱、保护铁路为借口，调集了十七万大军，于1990年7月底，大举侵入我国东北。旅顺的沙俄第五军也沿路北上，一路烧杀，无恶不作。在这种形势下，盛京将军增祺下令逮捕杀害了沈阳义和团首领刘喜禄、张海等人。同时致函各国驻营口领事和俄国将军，要求停战求和。沙俄并不理会增祺的求和要求，继续加紧攻势。虽经各地爱国军民顽强抵抗，但东三省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是很快被俄军占领。9月30日傍晚，一支由300名哥萨克骑兵组成的先头部队首先进入沈阳城。第二天，俄国大部队陆续进城。俄军南路军总司令苏鲍季奇将军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盛京皇宫。俄军占领沈阳城后，大肆洗劫沈阳城。在城郊，俄军四处骚扰，“翻取财物，掠选妇女”，农民不敢回乡种地。
俄军占领沈阳后，强迫增祺以“盛京将军”的名义与之签订俄方一手炮制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主要内容有：由盛京将军保护地方，助造铁路；保路俄兵的房屋、粮食由我提供；遣散中国军队，交出军火；拆毁炮台等。《暂且章程》条款内容传出后，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与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不得不放弃一些要求，并于1902年4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除重申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外，规定俄军要在十八个月内，分三期将军队撤出。但在执行过程中，沙俄不断地节外生枝，直至1903年3月11日，盘踞在盛京皇宫内的俄军才予以撤出。可是， 同年10 月间，“俄兵复回奉天省城，把守城门，占据官署”。
俄国将军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前阅兵
在沙俄占领沈阳期间，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皇宫内，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不仅使大清王朝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也使这座二百余年的皇宫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事后盛京内务府官员清点，在俄军占领期间，宫内丢失和损坏的藏品多达一万件以上。仅翔凤阁就缺失大小银锭八千个，共重六千两；各种金器、金锭、金条等总计达万两以上。
东七间楼缺失各项瓷器共六千三百多件，西七间楼缺失书籍墨刻等项共五百四十多件。此外，宫内供奉、尊藏的历朝帝后玉册、玉宝、《玉牒》《实录》等亦有丢失。在俄军占领沈阳期间，城内许多古建筑也遭到破坏，如西塔延寿寺山门、天王殿、经堂等建筑即被俄军炮火烧毁。在此期间，一队俄军，荷枪实弹闯入昭陵，狂乱射击。他们见大门紧闭，敲门不开，即砸开大门，强行进入陵寝。昭陵总管衙门满洲八旗防御锡特恒额正在守陵，见侵略者强行闯入皇家禁地，悲愤欲绝，竟然在侵略者面前以“自缢”来表示抗议。锡特恒额家中只有一女，正值芳龄，听到父亲为国尽忠的噩耗，也投井自尽。父女双双以生命抗御沙俄的故事，一时在盛京广为流传。
日俄战争对沈阳的蹂躏俄军撤出沈阳不到一年，又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俄国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的一次较量。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允其将辽东作为战场。这场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沈阳是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1905年2月19日至3月10日的奉天会战是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陆军大会战，日俄双方估计有一百万士兵投入了战斗，伤亡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投入火炮两千余门。战争在沈阳及其周边二百里的范围内展开，战火遍及沈阳四周农村和城镇，无数发炮弹、枪弹落在沈阳城周围，有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有的山头被削平了；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生灵涂炭，“城镇乡村人民房屋财产无不波及损失”。侵略军每到一处，“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妇女因此丧命的不知多少”。奉天府尹在“道上遇见穷民数十次，有四五十一伙的，有一百多一伙的，来拦舆含冤，哭声震地”。城南魏家楼子是主战场之一，日俄两军在这里激战七天七夜，村中房屋多被炮火击毁，或被拆毁去构筑工事。双方都来抢粮、拉夫，交不出粮食、来不及走脱者多被杀害。离城约十里的一个村庄，因为没有执行俄军征粮的命令，被诬为通日，七十余人惨遭杀害。战争使“奉天府、辽中等州县，竟至死亡山积，十室九空”。从战争焚毁的农村逃亡的大量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据统计，逃入奉天的难民总数达九万人。无家可归的狗竟以死人为食，变得像凶猛的野兽一样。“另外，由于战争，满洲大地上的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树木消失了。从前，每隔数百码就会看到的白杨、松柏和柳树丛。现在都不见了，举目四望，都是光秃秃的大地。”（《奉天三十年》）
苏家屯区魏家楼子日俄战争纪念碑
盛京城内的损失更大。俄军在守城时，向各店铺索要财物及酒肉供给。日军占领后，一千三百六十六户商店被迫向日军“献纳粮秣费白银十万两，致使全城商店的总资本额减至五万五千两，因而影响到各钱庄、银号发行的钱票贬值或难于流通”。城内许多官房、民房，皆被俄兵占据，俄师败后，日军进城，又相继占用，迟迟不予退还。
在两军会战中，沈阳城垣和城内外古建筑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俄军的司令部设在皇宫内，守城时，把大炮架设在城墙上，致使墙体因炮火的震动而裂缝。日军攻城前，以实胜寺作为总司令部，把城墙作为攻击的目标，几座城楼、角楼被日军的炮火轰毁，日军炸开南城墙，豁口成为攻城的突破口。俄军退却时又放火焚烧了占据为兵营的盛京机器局、奉天大学堂，机器设备、图书仪器毁之无存。城南浑河骆驼圈码头，因为时值冬季不能出航，有五十余艘大小船只在港内过冬，俄军竟将船只全部劈作柴火烧光。
日本军用票——手票
南塔广慈寺，俄军作为据点，在墙上掏枪眼，揭掉屋瓦，开瞭望孔，大殿也成了防守点。寺中的喇嘛被迫为俄军看马、筹粮。当日军突破五里河防线前，这里已经中炮数发，火光冲天，广慈寺瞬间化作灰烬，只留下突兀的南塔。西塔延寿寺继1900年的破坏后，钟鼓楼又被焚毁。
城外的白塔堡塔，也被炮火击中，仅存塔基。外城的大法寺，被俄军占为兵营、马厩及收容所。僧人的财物被抢光，大佛的镀金被剥光，门窗被劈烧火，古松被砍伐殆尽，这座数百年的佛教圣地就这样毁于一旦。其他如万寿寺、长安寺、崇寿寺等寺庙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沈阳郊外的福陵和昭陵，是清朝皇帝的祖陵，尽管清政府呼吁予以保护，但侵略军并不予理会，二陵周围都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俄军的骑兵以陵寝和古松为依托，企图阻止日军的进攻。两军激战的结果，使福陵的贵妃园寝被炸平，两陵的古松被焚毁无数。日军为了搜寻俄军，闯入正在祭奠的昭陵，清朝官员上前阻拦，竟被日军开枪杀害。
沙俄军用票——羌帖
在日俄战争期间，沙俄为了搜刮中国人民的钱财，便增发巨额的钞票即“军用票”，强行在东北市场上流通使用，中国人称其为“羌帖”，“其数量颇巨，无法统计”。日军在其占领区也发放巨额“军用票”，中国人称之为“手票”。据统计，日军“在我东北各地曾发行军用票一亿九千万元”。日军还到处设卡，严密搜查，有带大洋者，则以手票强易之；“有携俄国羌帖者，轻则鞭楚，重则处死”。
日俄战争以争夺中国东北为目的，无论谁胜谁败，影响的只是他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划分，但是，受损失最严重的是东北广大人民。
对战后人民自发掀起的向俄国索赔的斗争，清政府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处处阻挠。
日本对盛京的殖民扩张
1905年3月10日，日本以胜利者的身份占领沈阳，他们置盛京将军等地方政权于不顾，成立了“奉天军政署”，代行军政职权。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条文规定：“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和长春（宽城子） 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所有支线以及该地区所属的一切权力、特权财产、所属煤矿全部无偿地转让给日本。”这样，日本就取代了俄国，成为东北南部最大的外国势力。日本通过军事占领，将旅大和金州改为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而对盛京等地也加紧了殖民扩张。
攫取中国铁路主权日本取得长春至旅顺间七百五十六公里铁路以及各支线以后，就把铁路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吸血网，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财产资源。为了更有效地“经营”铁路，还专门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作为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东北的执行机构。为加强满铁的吸血功能，又于1908年完成了各线的改轨工程，并实现了和中东铁路的联运，开始修筑复线。此外，又与中国签订协约，打着“借款”“合办”的幌子，攫取了新奉、吉长铁路的主权，并通过“满铁”疯狂掠夺东北的矿产和森林资源。
搞“国中之国”，推行殖民统治在中国不同意的情况下，日本不仅夺取了沙俄非法强占的面积约一万零七百余亩“铁路用地”（站房、仓库及附属设施） 的拥有、使用和经营权，而且强行改为“铁路附属地”，并将其扩大到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亩。这种改变，当然不仅是名称语言的改变，而是地域性质的根本转化。只要日本认为是铁路所需，就可以定为铁路附属地。在沈阳，管理“满铁附属地”的机构是“奉天地方事务所”。他们把以奉天驿以东，北自今北七马路，南到南五马路，往东直至今和平大街的广大区域，都作为“满铁附属地”。
1910年，奉天驿建成，同时，规划建设新市区。以奉天驿为中心，向东开辟了呈辐射状的“三通”：浪速通、千代田通、平安通，即现在的中山路、中华路和民主路。又开辟了十一条马路和三十八条小街或胡同（町），在里面建住宅、派出所、商店、学校、邮局、妓院、宾馆、剧场、影院、医院、公园。这些公共场所都冠以日本名称，甚至只供日本人使用。后来，“附属地”内的街道也一律改为日本名称。“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权都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成了“国中之国”，实际上成为日本强占的殖民地。在“满铁”以西，直至今兴工街及大皇姑屯一带等地也被日本强占，作为工厂、仓库，或为火葬场和墓地。
日本攫取了偌大的“满铁附属地”，还不满足，1909年，又强迫中国与之签订《奉天十间房租地章程》。十间房，即原民族电影院、今遂川路一带，位于当时沈阳商埠地的西南方。再往西则与“铁路附属地”所属的西塔地区相接。取得十间房，日本的“属地”就可以与盛京城新开的商埠地连成一片。当时，这里有北孤家子等自然村，在耕地之南有王公坟及成片的松林。战后，日本利用占领沈阳的机会，有意纵容一些日本人在此建了十几幢木板房，于是称这一带叫“十间房”。以后，随着小西门到“铁路附属地”马路（今小西路及市府大路） 的开通，十间房日益繁华起来。随着日本人的不断增加，非法侵占中国人土地的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日本的庇护，往往不了了之。
日本强占的十间房地区
日本守备队进驻沈阳日俄战争后，俄国将旅大的租借权以及长春（宽城子）
至旅顺间的铁路让与日本，但必须经中国政府同意，所以， 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中日满洲善后协约》及其附约，在附约中，对护路兵作如下规定：“如俄国允将南满路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商妥别项办法，日本之南满守路兵亦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靖，中国能周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时，日本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撤退。”这里说得很清楚，日、俄两国在中国留有护路兵都是临时性的，适时应该退出。但日本帝国主义是最不讲信用的，它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将临时的护路兵，变成了在中国的永久驻兵。为此，专门组成了独立守备队。1906年2月25日，奉天独立守备队首先成立，队长步兵少佐川端成康从日本赴奉天就职，最初的六百五十八名官兵也都是从日本国内抽调的。日本守备队司令部驻公主岭，下辖六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千余人。主配轻武器及铁路列车。奉天守备队属于第三大队，下属四个中队：第一中队在抚顺，第二中队在沈阳和苏家屯，第三中队在烟台（沙河），第四中队在辽阳。今太原街二号即是奉天守备队的办公地及营地，另在沈阳铁路的主要地段（如柳条湖） 都派有分遣队。除守备队之外，还有所谓的驻扎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沈阳常驻一个联队（相当于团），另外还有宪兵队。日本武装部队进驻中国，是对中国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它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护路，而且是武力的炫耀，是对中国的一种威胁。1931年沈阳柳条湖事件（即九一八事变） 就是奉天守备队具体实施的。
加紧对沈阳的资本扩张日俄战争后，尾随日军进入沈阳的是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它们最初的业务是以东北流通的日本货币（俗称“老头票”） 兑换战时发行的“军用票”和中国白银，于是很快完成了“军用票”到日本货币的转换，实现了在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原始积累。日本一些著名财团也纷纷进入沈阳投资建厂。战后日本在沈阳设立的军政署也大力支持日本人到中国经商，甚至取消到沈阳的限制，以旅游者的身份就可以发给正式的居住和商业许可。所以，自1905年日军占领后，沈阳的日商数量激增。到1906年9月日军撤退前，沈阳日商已开设饭店一百零二家、饮食店十三家、杂货贸易商六十四家、游戏场四十六家、药材商二十家、服装商十家，其他各类商人九十二家，合计三百四十七家（《奉天经济三十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