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灿烂,造字文化相当有趣,古人以象形的方式来造字,逐步的有了今天的各种文字。1,我想请问“禾”是怎么象征的呢?比如每一笔画都象征着什么?2,和粮食有关的字除了禾字还有那些呢?请帮忙多想几个!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100多年前,一撮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这就是已经发展成熟的三千多年前的汉字。与汉字并称为世界三大古文字的埃及圣书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消亡,唯独中国汉字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汉字传承了数千年,从古代汉字到现代汉字,在不断的演变中也实现着其生命的超越 。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幸好《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今天我以崇敬的心情来和大家一起瞻仰中华民族神圣的遗产-----中国的汉字 。面对中国的文字,从结绳到甲骨、 从大篆到楷书;文字的变迁就是时代的变迁。中国汉子“脱骨”而出,气势磅礴 、震撼千古。
逝去的往事用文字将它记载;洋洋洒洒的《史记》,是后人对前世的评述......没有哪一个日子不充满激情,没有哪一段岁月不浸满沧桑......用文字加以记叙和表达,一横 、一竖 、一撇 、一捺加一点,就这样构成了华夏五千年!
曲曲折折的历史用朴实的笔画,把古老的文明演绎至今朝。民间流传最广泛、最珍贵的瑰宝就是文字。
仰天喟叹 、怒骂奸佞、愤世嫉俗、悲欢离合......我们会想起汉字。挥起狼之毫,对着绢帛倾诉的满腔激情或郁郁怨气,瞬间成为永恒。
没有了汉字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屈辱与衰荣 、兴旺与梦想,也没有了流传至今的节气。把字再堆至案头,成为隔世的警钟,世世代代不停地敲击、长鸣。汉字韵角整齐排列,字里行间隐约闪现江南的水 塞北的雪、朦胧的月、关外的风沙 、西行的驿站......汉字起伏跌宕,包融一切 、又吐露一切。中国的汉字会咳血,咳出的血举世触目 ;中国的汉字也会流泪,流出的泪惊世骇俗......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100多年前,一撮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这就是已经发展成熟的三千多年前的汉字。与汉字并称为世界三大古文字的埃及圣书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消亡,唯独中国汉字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汉字传承了数千年,从古代汉字到现代汉字,在不断的演变中也实现着其生命的超越 。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幸好《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今天我以崇敬的心情来和大家一起瞻仰中华民族神圣的遗产-----中国的汉字 。面对中国的文字,从结绳到甲骨、 从大篆到楷书;文字的变迁就是时代的变迁。中国汉子“脱骨”而出,气势磅礴 、震撼千古。
逝去的往事用文字将它记载;洋洋洒洒的《史记》,是后人对前世的评述......没有哪一个日子不充满激情,没有哪一段岁月不浸满沧桑......用文字加以记叙和表达,一横 、一竖 、一撇 、一捺加一点,就这样构成了华夏五千年!
曲曲折折的历史用朴实的笔画,把古老的文明演绎至今朝。民间流传最广泛、最珍贵的瑰宝就是文字。
仰天喟叹 、怒骂奸佞、愤世嫉俗、悲欢离合......我们会想起汉字。挥起狼之毫,对着绢帛倾诉的满腔激情或郁郁怨气,瞬间成为永恒。
没有了汉字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屈辱与衰荣 、兴旺与梦想,也没有了流传至今的节气。把字再堆至案头,成为隔世的警钟,世世代代不停地敲击、长鸣。汉字韵角整齐排列,字里行间隐约闪现江南的水 塞北的雪、朦胧的月、关外的风沙 、西行的驿站......汉字起伏跌宕,包融一切 、又吐露一切。中国的汉字会咳血,咳出的血举世触目 ;中国的汉字也会流泪,流出的泪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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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3-17
漫谈汉字与汉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第2个回答 2009-03-13
《说文》-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上像蕙与叶,下像茎于根。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上像蕙与叶,下像茎于根。
参考资料: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第3个回答 2009-03-13
1.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说文》
象形。金文字形,象垂穗的禾本科农作物。
2.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象形,甲骨文字形,上象土块,下象地面
水,象形,甲骨文字形。中间像水脉,两旁似流水
木,象形,甲骨文字形。象树木形。上为枝叶,下为树根
- - 汉典
象形。金文字形,象垂穗的禾本科农作物。
2.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象形,甲骨文字形,上象土块,下象地面
水,象形,甲骨文字形。中间像水脉,两旁似流水
木,象形,甲骨文字形。象树木形。上为枝叶,下为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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