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说康乾盛世是落日前的余晖？2.康熙，彼得一世，路易十四的比较

被我们称作“康乾盛世”的时候，经济也曾繁荣一时，但是没有科学和工业作后劲，犹如落日前的余晖。西方人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社会日新月异，如初升的太阳，终于击败暮气沉沉的清王朝。

大清王朝建国之始就搞“文字狱”，顺治18年中2起，康熙61年中也是2起，雍正13年中上升到4起，到了乾隆在位，60年中共有74次文字狱（此据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五卷第三章列表统计，实际不止此数）。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里，发生在扬州府的文字狱有乾隆四十二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四十四年“李驎《虬峰集》案”，四十五年“王仲儒《西斋集》案”。

以“《一柱楼诗集》案”为例，徐述夔在他的《鹤立鸡群》诗中只因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句，于是犯忌，使之成为清代最残酷的文字狱之一。据叶文瀚《无咎誉斋文集》（扬州市图书馆有此书）记载：

吾闻查办命下之日，徐氏迁徙一空，诡托他姓以谋自全，里中无一徐姓者。又闻，阿侍卫未至时，夜深里巷中火光炎炎烛天，盖藏书家聚其所有付之一炬也。此后数十年中，父诏兄勉，斥文字为不祥物，制艺（指八股文）外，无许涉猎。

这样恐怖，是进步的社会吗？

“康乾盛世”曾经一度经济繁荣，殊不知经济是时代的，文化是长远的。经济决定国家的今天，文化决定国家的明天。一个国家只有好的经济，没有好的文化是很危险的，当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经济是很发达的，但是全国信仰的是法西斯文化，结果给全欧洲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灾难；当年日本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他们信仰的是武士道精神（文化），结果给全亚洲带来灾难，也给自己带来灾难。由此可见，清军入关之日起，就注定200年后的中华子孙要积贫积弱，要忍辱蒙耻。
萨达说：“存在就是合理。”一个政权从产生到存在必定有它的合理处和优越性。就总体而言，明清两朝那一个进步，那一个落后，我作以上的一孔之言，当与不当尚望指教。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在17、18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和俄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名彪史册的皇帝。一个是中国的康熙，一个是俄国的彼得。这两个人具有极为相似之处。然而，两人对后世的影响却大相径庭。

同为少年登基

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7岁时，在孝庄皇太后主持下，登上皇位，14岁时利用亲自组建的善扑营少年侍卫铲除了位高权重、野心勃勃、专横跋扈的鳌拜，得以亲政，但未杀鳌拜。彼得比康熙小18岁，10岁那年与同父异母兄弟一起被拥立为沙皇，也是经过7年，在17岁那年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摆脱了女大公索菲娅摄政的挟持，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才真正行使皇权。

同样博学勤政

“少年天子”康熙执政后，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运筹帷幄、力平三藩，其政治智慧充分表现于成功收复台湾和治理台湾上。而其军事才能在他三次率军亲征，消灭噶尔丹时表露无遗，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有趣的是，彼得执政之后，也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为争得出海口，征战土耳其28年，在战争中信心百倍、身先士卒。

康熙十分勤政，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他不但精通经史子集，而且懂得西方天文学、数学、药学，艺术也能鉴赏。康熙不仅大兴科举，还另辟蹊径，开设“博学鸿词科”和“南书房”，广揽天下贤能。彼得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12种手艺，甚至化装成一名留学生，到荷兰和英国去学习造船技术、船舶设计和数学理论。为了破除贵族世袭制，彼得亲手制定了14级的官职等级表，规定了每一级的知识、能力、贡献的标准。这使儿时的猪馆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作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元帅。

发展模式迥异

尽管康熙与彼得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中俄两国在其后的一百年中，却出现了迥异的巨变。可以说，彼得大帝是俄国旭日东升前的曙光，而康熙大帝虽创出一个康乾盛世，却终究是落日前的辉煌！

康熙前期的政策是明智的，轻徭薄赋、“恤商”、允许私人开矿、废止禁海令，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康熙没有也不可能丝毫触动旧有生产关系和国家体制，这位明君依旧是个封建之君。就在废止禁海令32年之后，他又重新下达了禁海令，一度开启的帝国大门，又被他轰然关上，关上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与康熙截然不同，彼得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使古老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与先进发达的世界连接起来，与蓬勃兴起的欧洲工商业沟通血脉。他大力发展工商业，奖励出口，废除臃肿庞大的衙门，组建了技术学校，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族身份，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所、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创办了规模庞大的科学院。
彼得性格粗犷，甚至凶残无情，他处死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帮”头头、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列克塞。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但到晚年，其宽仁思想却发展到迂腐程度，以至出现了吏治松弛、百政俱废、官场腐败的危险迹象。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罚款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康熙和路易十四:
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这与文景、贞观、开元之世哪能相提并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揭露封建社会的名著均成书于康乾之世，决非偶然；恰好说明那个时期并非盛世，而是衰世。何况落后者的财富迟早也是别人的。从印加帝国到莫卧儿王朝，世界史不乏其例。中国人民更为这百余年的末代“盛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历史对因循失机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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