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学习《伤仲永》。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政治成就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政治成就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5-12-23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政治家,列宁也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政治才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上号的。论文学才能,在诗词和文学上都有杰出成就。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第2个回答 2009-02-14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王朝,它总共三百二十年历史,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北宋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人称临川先生,晚年受封荆国公,故亦称王荆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擢进士上第”,从此开始仕途生涯,一直至嘉佑三年(1058年)。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所以历史上的王安石,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至于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成就则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其文学上的巨大贡献,对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作一番了解。
一、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宋仁宗治平年间(1064—1067),王安石因母丧居江宁,从事授徒讲学活动。据他的学生陆佃(1042—1102)在《陶山集》中回忆:“治平三年(1066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经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从中深受教益,“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王安石的著述很多,其中《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伤仲永》、《慈溪县学记》、《虔州学记》等,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成就。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副宰相和宰相期间,发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称为“熙宁兴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熙宁兴学”也同样因为王安石被逐出朝廷而半途夭折,但它将北宋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兴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病,从变法图强,兴利除弊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1、学校应该培养具有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他在《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在《乞政科条例》中又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明确提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写道:“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这种人才具体来说,应该是“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就是说,应该具有实际的治国才能。
他强调人才的实际才能,既是对儒家历来主张培养佐治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的。他指出。“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而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学校培养出这样的人,究竟对国家何益?
王安石强调人才实际的治国才能,并不是只注重功利,而忽视道德修养。事实上,他把人的道德修养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他在《致一论》中说:“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只是由于为了扭转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他才把人才的实际才能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
2、教学内容应该是“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的思想出发,王安石认为教学内容应该以是否“为天下国家之用”为标准。“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乎于学。”他所提出的“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经术。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学并非用来空谈“性命”、“天理”的,而是为“经世务”。因此,学校培养治国济世安民之才,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学。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同时,为了“知经”,他也主张要读“百家之书”,要博学多问。
(2)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他认为懂得“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所以他一直坚持反对学习于治国治民毫无作用的课试文章,而主张学习“朝廷礼乐刑政之事”。
(3)武事。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明确提出“武事”也是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当时边患频繁,“愢愢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卫之不足恃”的北宋来说,尤为切实可用。
(三)王安石的人才观。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才问题。王安石从变法图强的政治需要出发,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陶冶人才的系统理论。它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1、“教之有道”,即人才的培养问题。王安石认为应该做到这样三点: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并严格挑选学官;第二,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凡是对国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则无不在于学”,反之,则“不教也”;第三,以造就有实际才能的人才为培养目标。
2、“养之之道”,即人才的管理问题。王安石提出三条具体措施。第一,“饶之以财”,就是各级官吏应该有较高的俸禄,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禽鄙之行。第二,“约之以礼”,就是明确规定官吏有关衣、食、住、用以及婚丧、祭养等的标准,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发生放荡、奢侈的事情。第三,“裁之以法”,就是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若有的官吏仍违反法律,则依法严惩。
3、“取之有道”,即人才的选拔问题。王安石提出三点主张。第一,选拔人才应该自下而上推荐。“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第二,对于推荐上来确实是贤能的,则应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相应的官职。第三,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该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4、“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使用问题。王安石的思想主要有两点。其一,“任其所宜”,提出使用人才时应做到用其所长,任其所宜。“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其二,“久之任”,即任职要相对稳定。
三、王安石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
王安石前期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这与他早期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境遇是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的王安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高尚情怀,他力主革除弊政,充当了改革的先锋,他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对推进社会的发展的确保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失败,特别是在其长子病逝,本人二次罢相后,他后期的诗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豪情,格调显得十分低沉,情绪也变得消极起来,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置农民的疾苦于不顾。“文如其人”,即使是一个倍受世人称颂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王安石的胸怀同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任何利益都重,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便会表现出其人性薄弱的一面来。
当然,王安石除了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外,他的教育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关于教育和人才的独到见解,即使在现在也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提倡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提出统一教材,提出“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面国安利”的培养目标。他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让所有有条件的人都来接受教育,这样,人们的整体素质会得以提升,国家的“大治”也就达到了。
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也因为其过份强调太学的作用,州县即地方办学并未得以全面普及,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同时,他所提倡的“实际才能”也很大程度上定义“货与帝王家”的才能,其生命力也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削弱、消逝,不可能与社会发展相并存。
事实上,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对于后来南宋事功学派陈亮、叶适,以及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教育家黄宗羲、颜元等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特别是一些反映人才成长的共同规律,至今仍对我们有一定启发。
最值得肯定的是他所推崇的人才观,他提出在人才使用方面应坚持的四项原则,与我们今天考核选用人才的办法非常相似。他认为在人才管理上应该“饶之以财”,以达到消除贪污腐败、行贿索贿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这与当今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倡的“高薪养廉”的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他主张“任其所宜”,强调人尽其才,用其所长,这就保证了人才的正确运用,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对于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人称临川先生,晚年受封荆国公,故亦称王荆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擢进士上第”,从此开始仕途生涯,一直至嘉佑三年(1058年)。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所以历史上的王安石,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至于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成就则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其文学上的巨大贡献,对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作一番了解。
一、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宋仁宗治平年间(1064—1067),王安石因母丧居江宁,从事授徒讲学活动。据他的学生陆佃(1042—1102)在《陶山集》中回忆:“治平三年(1066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经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从中深受教益,“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王安石的著述很多,其中《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伤仲永》、《慈溪县学记》、《虔州学记》等,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成就。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副宰相和宰相期间,发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称为“熙宁兴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熙宁兴学”也同样因为王安石被逐出朝廷而半途夭折,但它将北宋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兴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病,从变法图强,兴利除弊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1、学校应该培养具有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他在《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在《乞政科条例》中又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明确提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写道:“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这种人才具体来说,应该是“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就是说,应该具有实际的治国才能。
他强调人才的实际才能,既是对儒家历来主张培养佐治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的。他指出。“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而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学校培养出这样的人,究竟对国家何益?
王安石强调人才实际的治国才能,并不是只注重功利,而忽视道德修养。事实上,他把人的道德修养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他在《致一论》中说:“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只是由于为了扭转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他才把人才的实际才能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
2、教学内容应该是“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的思想出发,王安石认为教学内容应该以是否“为天下国家之用”为标准。“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乎于学。”他所提出的“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经术。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学并非用来空谈“性命”、“天理”的,而是为“经世务”。因此,学校培养治国济世安民之才,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学。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同时,为了“知经”,他也主张要读“百家之书”,要博学多问。
(2)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他认为懂得“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所以他一直坚持反对学习于治国治民毫无作用的课试文章,而主张学习“朝廷礼乐刑政之事”。
(3)武事。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明确提出“武事”也是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当时边患频繁,“愢愢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卫之不足恃”的北宋来说,尤为切实可用。
(三)王安石的人才观。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才问题。王安石从变法图强的政治需要出发,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陶冶人才的系统理论。它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1、“教之有道”,即人才的培养问题。王安石认为应该做到这样三点: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并严格挑选学官;第二,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凡是对国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则无不在于学”,反之,则“不教也”;第三,以造就有实际才能的人才为培养目标。
2、“养之之道”,即人才的管理问题。王安石提出三条具体措施。第一,“饶之以财”,就是各级官吏应该有较高的俸禄,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禽鄙之行。第二,“约之以礼”,就是明确规定官吏有关衣、食、住、用以及婚丧、祭养等的标准,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发生放荡、奢侈的事情。第三,“裁之以法”,就是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若有的官吏仍违反法律,则依法严惩。
3、“取之有道”,即人才的选拔问题。王安石提出三点主张。第一,选拔人才应该自下而上推荐。“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第二,对于推荐上来确实是贤能的,则应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相应的官职。第三,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该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4、“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使用问题。王安石的思想主要有两点。其一,“任其所宜”,提出使用人才时应做到用其所长,任其所宜。“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其二,“久之任”,即任职要相对稳定。
三、王安石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
王安石前期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这与他早期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境遇是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的王安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高尚情怀,他力主革除弊政,充当了改革的先锋,他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对推进社会的发展的确保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失败,特别是在其长子病逝,本人二次罢相后,他后期的诗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豪情,格调显得十分低沉,情绪也变得消极起来,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置农民的疾苦于不顾。“文如其人”,即使是一个倍受世人称颂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王安石的胸怀同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任何利益都重,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便会表现出其人性薄弱的一面来。
当然,王安石除了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外,他的教育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关于教育和人才的独到见解,即使在现在也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提倡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提出统一教材,提出“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面国安利”的培养目标。他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让所有有条件的人都来接受教育,这样,人们的整体素质会得以提升,国家的“大治”也就达到了。
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也因为其过份强调太学的作用,州县即地方办学并未得以全面普及,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同时,他所提倡的“实际才能”也很大程度上定义“货与帝王家”的才能,其生命力也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削弱、消逝,不可能与社会发展相并存。
事实上,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对于后来南宋事功学派陈亮、叶适,以及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教育家黄宗羲、颜元等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特别是一些反映人才成长的共同规律,至今仍对我们有一定启发。
最值得肯定的是他所推崇的人才观,他提出在人才使用方面应坚持的四项原则,与我们今天考核选用人才的办法非常相似。他认为在人才管理上应该“饶之以财”,以达到消除贪污腐败、行贿索贿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这与当今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倡的“高薪养廉”的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他主张“任其所宜”,强调人尽其才,用其所长,这就保证了人才的正确运用,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对于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3个回答 2009-02-12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