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政治上的影响

如题所述

1. 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爱国意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政治要求汇入到救亡运动中,使变法运动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维新运动带有全民政治运动的性质。

3. 启蒙意义。维新派在中国最早创办近代报刊,把旧式书院和私塾逐渐转变为近代学校,广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他们大力提倡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世界,为后来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思想影响不会因政变而消失。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想,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旋涡中,这正是维新运动的群众基础。戊戌变法之后,人们追求的社会目标有了明显的变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已不单向官僚阶层聚集,转而向其对立面转化。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

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变法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
戊戌变法使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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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10-17
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参与政治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
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
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2个回答  2012-10-17
学习西方 实现。这个是最集中的回答
如果分值多那么再加上
裁并机构 精简人员 任用维新人士 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
9年级教师 不懂的再问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12-10-17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生产了上述比较全面的现代化趋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述。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甚或更早的教会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过那时以传播自然科学为主,且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则只限于个别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影响有限。五四运动时期打出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而使这一传播活动达到高潮,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开始。戊戌维新时期则开始了较为广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推广了这些已版译著的传播面,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方名著,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
维新派的广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译介西学时,除了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之外,更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是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一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
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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