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有卫所，在明代，东昌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两京要地。然而明后期卫所制度的衰败直接导致东昌府军事地位的丧失。详见下
这里曾是北进灭元的“指挥所”
明朝初建，明太祖为了迅速统一全国，立即北征平定北方，就曾在这里设立了北进灭元的“前敌指挥所”。明占领东昌七天后，“庚申，大将军徐达檄济宁运粮一万石、徐州二万石俱赴东昌”（《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月己卯，洪武帝在汴梁复敕大将军徐达：“秋气已近，粮响初足，乘机进取，维其时矣！宜调益都、徐州、济宁诸将，各将精锐悉会东昌，以俟征进”。丁酉，“大将军徐达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将益都、徐州、济宁之师会于东昌。且命丞相薛显、参政傅友德、左丞赵庸、平章曹良臣、俞通源、都督副使顾时、右臣梅思祖，各领军卫分布士马渡河”（《太祖实录》卷三二，【图一】）。闰七月己酉，“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遣人诣东昌趣都督同知张兴祖等以师会”。壬子，“副将军常遇春进兵德州，克之”。“ 癸丑，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俱会师临清，于是大将军徐达率马步舟师北上。命韩政守东昌，并镇抚临清”（《太祖实录》卷三三）。八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诣东昌，令平章韩政分兵守广平（元朝广平路，明改广平府，治永年,辖境相当今河北鸡泽、永年、磁县、邯郸、曲周、武安、成安、肥乡、广平等县市——笔者注）”。乙卯，“遣人诣东昌，诣平章韩政分兵守陵州”（《 太祖实录》卷三四）。
韩政，河南睢州人，洪武元年授荣禄大夫，山东行省平章政事，驻东昌，二年封东平侯。后练兵于临清，十一年卒，追封郓国公（参见《 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这里曾是集结重兵的军事重地
为了稳定北方，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东昌就成了集结重兵的军事重地。明初军制以卫所为主，“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明史·兵志·卫所》）。卫所官兵户籍入卫，称“从征”，一人从军世代为军，“以军隶卫，以屯养兵”，一般卫所“二守（卫）八耕（屯垦）”（《明史·食货志·田制》）。它以军屯保证其供给，世袭保证其士兵来源，既能守卫作战，又无军供之忧。它的领导体系是，朝廷初设大都督府，发生胡惟庸案后，洪武十三年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等职，有统兵权，调兵权归兵部，遣将由皇帝自主。五军都督府都设在京城，分区统辖各地都指挥司和行都司。都指挥司下辖卫和防御千户所。卫以下军官多是袭职，如卫指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分九级，称世官。卫以上及边防官员，如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等分八级，称流官，不世袭，由世官升授或武举用之。北方边防设九个边镇，边镇设总兵官、副总兵官、分守、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协守等。这些官职“无品级、无定员”，战时由朝廷遣授和调卫所军官充任，事毕上交印信，解职回卫所（参见《明史·职官志·总兵官》）。
“洪武四年（1371）六月甲辰，置……平山卫于山东”（《 太祖实录》卷六六），因东昌城内古有平山而得名。指挥使司建在东昌城内今卫仓街西，辖千户所驻临清、濮州等地（参见明版《东昌府志》卷一三“兵戎”）。卫辖五个千户所，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大率五千六百人”（《明史·兵志二》）。
永乐十三年（1415），增加调卫所官兵轮换赴京、赴边关听命的任务，称京边两班操军（参见《明史·兵志二》）。宣德六年（1431），为解决运粮缓慢，改民运为官运，又给卫所增加漕运和仓储的任务，称运粮旗军（参见《明史·食货志》）。还分给东昌、济南卫养马54180匹（参见《宣宗实录》卷七九）。任务增大，人力不足。
宣德五年（1430）将楚王的武昌左护卫调来山东，更名东昌卫，建卫指挥使司于城内考院街东首路北（参见明版《东昌府志》卷一三“兵戎”）。正统五年（1440），濮州民斗，六年董氏聚众攻打东昌，明廷遣卫兵平乱，并移“东昌卫中、左千户所屯于（濮）州”（《英宗实录》卷八二）。
正统十一年（1446）二月，“巡抚山东大理寺丞张骥言三事……宜易临清千户所为守御千户所”，由隶平山卫改隶山东都指挥司。十四年（1449）十一月“戊寅，徙济宁左卫于临清，改为临清卫，以临清守御千户所隶之”。
驻临官员陈豫等考虑到：“临清系南北水陆要冲，仓粮动经数十万，加以四方供输军民、漕运商旅买卖，公私货物并在道路，其数不可胜计。非有城池可恃，倘遇警将何所守？”景泰元年六月，敕建临清砖城（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三八、一八五、一九三）。
同月，升大兴左卫指挥单广为署都指挥佥事，守备平山、东昌二卫（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九三）。
《明史·职官志》五记述，卫设指挥1员，指挥同知2员，指挥佥事4员。而这里的三卫实有指挥9员，指挥同知13员，署指挥同知1员，指挥佥事28员，署指挥佥事7员（见万历版《东昌府志·兵戎志》），大大超过正常卫的编制。
到了万历间，平、东、临三卫和濮州千户所有京边两班操军3492名，运粮旗军4575名，守城操军3246名，总共11313名，屯田7。37万顷，岁征粮22070石，折银6909两（见万历版《东昌府志·兵戎志》）。
东昌漕运繁盛，也成了“贼盗”掠夺的目标。成化元年（1465），“清丰贼马凤领兵掠东昌”；嘉靖元年，“青州盗起，流劫东昌”；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伪馆陶令程文焕至”（嘉庆版《东昌府志·兵革》），均被歼灭。
这里曾是北方练兵中心
为了时时防备北逃的前元势力反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朝廷选定了这里为北方练兵中心，批批王公将帅驻此练兵，外地出乱，也由此出兵平乱。
洪武十年（1377）正月，“命都督佥事蓝玉练兵东昌”（《 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命“信国公汤和率吉安侯陆仲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巩昌侯郭子兴等往临清练兵”，“以备北边”（《太祖实录》卷一二二、一二五）。二十三年（1390），“命西凉侯濮与往临清训练士卒”（《太祖实录》卷二0三）。十月，“命行人张时中往东昌，给赐东平侯韩勋所练将士（一）万九千九百余人钞”（《 太祖实录》卷二0五，【图二】）。二十四年（1391）五月，“命汉、卫、谷、庆、宁、岷六王往临清（训练）兵士”（《太祖实录》卷二0八）。
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燕王“驻军临清”（《太宗实录》卷七）。
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升广西右布政使孙曰良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镇守临清（见《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景泰元年（1450）正月，“命平江侯陈豫、右副都御使孙曰良镇守临清”，调回在京操备军、并增调鲁王府兖州护卫官军五百赴临清听陈豫提督操练（见《英宗实录》卷一八七、一八九）。
陈豫，字立卿，合肥人，平江侯陈瑄之孙。初得荫为平江伯。正统末，福建沙县贼起，以副总兵从宁阳侯陈懋分道讨平之，不妄杀伤。晋封侯。景泰、天顺间，三镇临清，建城堡、练兵抚民、安静不扰。卒赠黔国公，谥庄敏（见《明史》卷一五三，《临清直隶州志》卷六）。
此间批批投明的元军多安置在这里管束，称“归附”。
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南哥等来归，（所领）1231人归平山、东昌二卫管束，屯清平、博平”；十一月“矮尔丁把刺来归”；十三年（1448）六月“苦术帖木儿来归”；七月“锁南奔等来归”……都分配到平、东两卫管束、调配（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五一、一六0、一六七）。被安置的降军经管束教育，调遣征南，有功者，如克罗俄、锁南奔等升官至左军都督，仍居平山卫，后赐名罗秉忠……奉旨迁南京安置（参见《英宗实录》卷二九二）。
天顺元年（1457）八月，将犯错军官也“下放到这里改造”，称“谪发”（参见《英宗实录》卷二八一）。
由于实行班军制，受到严格训练的驻东昌三卫大批官兵赴京、赴边参战，一批批将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被授将帅，战斗在保君卫国的第一线。以入籍平山卫的镇国将军刘通家族为例，其子孙八代世袭平山卫指挥同知（或按制供给），钦封卫指挥3人，怀远将军4人，守备4人。长孙刘鉴升任后军都督、五世孙刘汉为大同总兵、六世孙刘宠为山西都指挥使等等（另有《后军都督刘鉴及其家族》一文详介）。
这里曾是战略后方基地
为保证抗敌前方物资供应，依运输之便，东昌临清成为战略后方的物资储备基地。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置仓于临清，以转运粮储，仍以军士三千守之”。二十四年（1391）“命户部储粮16万石于临清，以给训练骑兵”（《 太祖实录》卷八六、二0七）。
永乐十三年（1415）六月，“移山东德州广积仓于临清县永清坝，储漕运粮” （《 太宗实录》卷一六五）。
宣德六年（1431）九月，“增造临清广积仓，度可容300万石”（《宣宗实录》卷八三）。
成化元年（1465）四月，“设临清常盈仓储备粮，而以常盈常丰，各设官掌管”（《宪宗实录》卷一六）……
卫所制蜕变，军事地位消失
因“卫所士兵病老要替职，逃亡要勾捕”（《中国明代军事史》4页），所耕种收获要“岁征上交”， 士兵待遇低微，不断有人逃跑。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癸巳，遣使敕谕平山卫指挥司曰：‘近东昌府奏言：平山卫遣军三百余人历郡县追逮军，后凡民家养子、赘婿悉被拘系。夫朝廷军伍之制，有应捕者，当明移文取之，今不上禀朝廷，而妄自遣军，徧扰吾民，可谓无法矣！’敕至，其指挥陈镛亲率幕官至京，具陈其由”（《 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卫所制本来以军屯保证其供给，世袭保证其士兵来源，既能守卫作战，又能保障供给的组织形式。洪武、永乐年间，经几次北征，已无边境威胁，战事减少，京城为了兴作和守边军轮换，即抽调卫军赴京和戍边。为解决漕粮运行速度问题，又改由卫所出运粮旗军，屯耕的士兵渐少。士兵近乎停止了操练，战斗力大降。正统间，被驱逐的元朝势力复起，面对勇猛的边敌，不得不募兵应急，募兵逐步成为作战的主力。同时，卫所对地方的保卫也不能适应维持安定的需要，地方可招兵买马建立营兵。而这些兵都是雇佣制，收入高，可约期回籍。募兵、营兵与卫兵的待遇立见悬殊。卫所军官又不断发生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士兵耕种之事。结果是士兵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厌役，卫军逐年减少，岁征粮锐减。
正统间，“屯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成化间，“视旧，所收不能十之一”（《明史·食货志·屯田》）。漕运旗军的情况也不好，到了弘治元年（1488），“改设漕粮总兵，自制船，本部四，军卫三，旧船折旧三，（因筹制船款）士兵卖资，鬻男女。军逃亡，丁一户充三、四人应役”（《明史·食货志·漕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居民的富裕，卫所士兵开始对自己的人身束缚挣脱，有的贿赂官员出外营商，有的转投募兵、营兵，有的乞请习文，有的改从他业。习文成效显著的有名列东昌五大家之冠亚的任、邓：任克溥先祖四代世袭平山卫指挥佥事，从文后，四代子孙官至刑部左侍郎；状元邓钟岳，其先祖邓浒为东昌卫指挥，其后七代世袭东昌卫指挥或指挥佥事，从文后，数代子孙分别官至户部主事、礼部左侍郎等等。
因而卫所制的功能大大削弱，渐变成运输、仓储、农耕等企业性质的组织，聊城军事重镇的地位也慢慢消失。
卫所官兵除极其忠烈者外，已无战绩记载。忠烈者以邓之荣最突出。邓之荣，字朴如，东昌卫指挥邓浒的第七世孙，“崇祯二年（1629）袭指挥佥事，曾学戚继光兵法，得《兵诀秘书》与《虎铃经》，尽究其蕴”。申己大饥，饥民蜂起，首领“狗蝇肚聚众千人，据安山，与油篓寨通。之荣率健卒三百人疾驰，夜斫其营，生擒渠魁……余党悉平”。甲申，李自成“破京师，伪将军郭升领兵下东昌，两卫世职亦多降者，之荣嘅然曰：‘世受国恩，一旦至此，战则无兵，徙死无益，吾其行也’。遂东走东阿，得乡兵五百余人，遇贼数千，拒敌于白塔山”。荣设伏，击溃来敌，结垒亭山抗衡。敌千余人从南、东两面攻山，乡兵惧而散逃。之荣率二十余骑迎击，敌围数重，力屈战死（参见嘉庆版《东昌府志·忠烈》）。
卫所制仍延续至明亡，“清因明之旧卫”。“顺治三年（1646），定屯田官制，卫设守备一，兼管屯田……改卫军为屯丁”。康熙二十七年（1688）裁平山卫，归东昌卫。雍正九年（1731），“令屯卫田亩可典于军户，不得私自典于民”。光绪二十八年（1902），“谕各省勘实屯地，檄屯户税契执业，改屯响为丁粮，归州县征解……裁卫官”（《清史稿·食货志·田制》），至此，军户成为民，屯田给契约成私产，屯响改为“皇粮国税”，由州县征收，卫所全废。
这里曾是北进灭元的“指挥所”
明朝初建，明太祖为了迅速统一全国，立即北征平定北方，就曾在这里设立了北进灭元的“前敌指挥所”。明占领东昌七天后，“庚申，大将军徐达檄济宁运粮一万石、徐州二万石俱赴东昌”（《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月己卯，洪武帝在汴梁复敕大将军徐达：“秋气已近，粮响初足，乘机进取，维其时矣！宜调益都、徐州、济宁诸将，各将精锐悉会东昌，以俟征进”。丁酉，“大将军徐达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将益都、徐州、济宁之师会于东昌。且命丞相薛显、参政傅友德、左丞赵庸、平章曹良臣、俞通源、都督副使顾时、右臣梅思祖，各领军卫分布士马渡河”（《太祖实录》卷三二，【图一】）。闰七月己酉，“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遣人诣东昌趣都督同知张兴祖等以师会”。壬子，“副将军常遇春进兵德州，克之”。“ 癸丑，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俱会师临清，于是大将军徐达率马步舟师北上。命韩政守东昌，并镇抚临清”（《太祖实录》卷三三）。八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诣东昌，令平章韩政分兵守广平（元朝广平路，明改广平府，治永年,辖境相当今河北鸡泽、永年、磁县、邯郸、曲周、武安、成安、肥乡、广平等县市——笔者注）”。乙卯，“遣人诣东昌，诣平章韩政分兵守陵州”（《 太祖实录》卷三四）。
韩政，河南睢州人，洪武元年授荣禄大夫，山东行省平章政事，驻东昌，二年封东平侯。后练兵于临清，十一年卒，追封郓国公（参见《 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这里曾是集结重兵的军事重地
为了稳定北方，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东昌就成了集结重兵的军事重地。明初军制以卫所为主，“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明史·兵志·卫所》）。卫所官兵户籍入卫，称“从征”，一人从军世代为军，“以军隶卫，以屯养兵”，一般卫所“二守（卫）八耕（屯垦）”（《明史·食货志·田制》）。它以军屯保证其供给，世袭保证其士兵来源，既能守卫作战，又无军供之忧。它的领导体系是，朝廷初设大都督府，发生胡惟庸案后，洪武十三年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等职，有统兵权，调兵权归兵部，遣将由皇帝自主。五军都督府都设在京城，分区统辖各地都指挥司和行都司。都指挥司下辖卫和防御千户所。卫以下军官多是袭职，如卫指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分九级，称世官。卫以上及边防官员，如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等分八级，称流官，不世袭，由世官升授或武举用之。北方边防设九个边镇，边镇设总兵官、副总兵官、分守、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协守等。这些官职“无品级、无定员”，战时由朝廷遣授和调卫所军官充任，事毕上交印信，解职回卫所（参见《明史·职官志·总兵官》）。
“洪武四年（1371）六月甲辰，置……平山卫于山东”（《 太祖实录》卷六六），因东昌城内古有平山而得名。指挥使司建在东昌城内今卫仓街西，辖千户所驻临清、濮州等地（参见明版《东昌府志》卷一三“兵戎”）。卫辖五个千户所，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大率五千六百人”（《明史·兵志二》）。
永乐十三年（1415），增加调卫所官兵轮换赴京、赴边关听命的任务，称京边两班操军（参见《明史·兵志二》）。宣德六年（1431），为解决运粮缓慢，改民运为官运，又给卫所增加漕运和仓储的任务，称运粮旗军（参见《明史·食货志》）。还分给东昌、济南卫养马54180匹（参见《宣宗实录》卷七九）。任务增大，人力不足。
宣德五年（1430）将楚王的武昌左护卫调来山东，更名东昌卫，建卫指挥使司于城内考院街东首路北（参见明版《东昌府志》卷一三“兵戎”）。正统五年（1440），濮州民斗，六年董氏聚众攻打东昌，明廷遣卫兵平乱，并移“东昌卫中、左千户所屯于（濮）州”（《英宗实录》卷八二）。
正统十一年（1446）二月，“巡抚山东大理寺丞张骥言三事……宜易临清千户所为守御千户所”，由隶平山卫改隶山东都指挥司。十四年（1449）十一月“戊寅，徙济宁左卫于临清，改为临清卫，以临清守御千户所隶之”。
驻临官员陈豫等考虑到：“临清系南北水陆要冲，仓粮动经数十万，加以四方供输军民、漕运商旅买卖，公私货物并在道路，其数不可胜计。非有城池可恃，倘遇警将何所守？”景泰元年六月，敕建临清砖城（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三八、一八五、一九三）。
同月，升大兴左卫指挥单广为署都指挥佥事，守备平山、东昌二卫（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九三）。
《明史·职官志》五记述，卫设指挥1员，指挥同知2员，指挥佥事4员。而这里的三卫实有指挥9员，指挥同知13员，署指挥同知1员，指挥佥事28员，署指挥佥事7员（见万历版《东昌府志·兵戎志》），大大超过正常卫的编制。
到了万历间，平、东、临三卫和濮州千户所有京边两班操军3492名，运粮旗军4575名，守城操军3246名，总共11313名，屯田7。37万顷，岁征粮22070石，折银6909两（见万历版《东昌府志·兵戎志》）。
东昌漕运繁盛，也成了“贼盗”掠夺的目标。成化元年（1465），“清丰贼马凤领兵掠东昌”；嘉靖元年，“青州盗起，流劫东昌”；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伪馆陶令程文焕至”（嘉庆版《东昌府志·兵革》），均被歼灭。
这里曾是北方练兵中心
为了时时防备北逃的前元势力反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朝廷选定了这里为北方练兵中心，批批王公将帅驻此练兵，外地出乱，也由此出兵平乱。
洪武十年（1377）正月，“命都督佥事蓝玉练兵东昌”（《 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命“信国公汤和率吉安侯陆仲亨、江夏侯周德兴、宜春侯黄彬、巩昌侯郭子兴等往临清练兵”，“以备北边”（《太祖实录》卷一二二、一二五）。二十三年（1390），“命西凉侯濮与往临清训练士卒”（《太祖实录》卷二0三）。十月，“命行人张时中往东昌，给赐东平侯韩勋所练将士（一）万九千九百余人钞”（《 太祖实录》卷二0五，【图二】）。二十四年（1391）五月，“命汉、卫、谷、庆、宁、岷六王往临清（训练）兵士”（《太祖实录》卷二0八）。
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燕王“驻军临清”（《太宗实录》卷七）。
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升广西右布政使孙曰良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镇守临清（见《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景泰元年（1450）正月，“命平江侯陈豫、右副都御使孙曰良镇守临清”，调回在京操备军、并增调鲁王府兖州护卫官军五百赴临清听陈豫提督操练（见《英宗实录》卷一八七、一八九）。
陈豫，字立卿，合肥人，平江侯陈瑄之孙。初得荫为平江伯。正统末，福建沙县贼起，以副总兵从宁阳侯陈懋分道讨平之，不妄杀伤。晋封侯。景泰、天顺间，三镇临清，建城堡、练兵抚民、安静不扰。卒赠黔国公，谥庄敏（见《明史》卷一五三，《临清直隶州志》卷六）。
此间批批投明的元军多安置在这里管束，称“归附”。
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南哥等来归，（所领）1231人归平山、东昌二卫管束，屯清平、博平”；十一月“矮尔丁把刺来归”；十三年（1448）六月“苦术帖木儿来归”；七月“锁南奔等来归”……都分配到平、东两卫管束、调配（参见《英宗实录》卷一五一、一六0、一六七）。被安置的降军经管束教育，调遣征南，有功者，如克罗俄、锁南奔等升官至左军都督，仍居平山卫，后赐名罗秉忠……奉旨迁南京安置（参见《英宗实录》卷二九二）。
天顺元年（1457）八月，将犯错军官也“下放到这里改造”，称“谪发”（参见《英宗实录》卷二八一）。
由于实行班军制，受到严格训练的驻东昌三卫大批官兵赴京、赴边参战，一批批将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被授将帅，战斗在保君卫国的第一线。以入籍平山卫的镇国将军刘通家族为例，其子孙八代世袭平山卫指挥同知（或按制供给），钦封卫指挥3人，怀远将军4人，守备4人。长孙刘鉴升任后军都督、五世孙刘汉为大同总兵、六世孙刘宠为山西都指挥使等等（另有《后军都督刘鉴及其家族》一文详介）。
这里曾是战略后方基地
为保证抗敌前方物资供应，依运输之便，东昌临清成为战略后方的物资储备基地。
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置仓于临清，以转运粮储，仍以军士三千守之”。二十四年（1391）“命户部储粮16万石于临清，以给训练骑兵”（《 太祖实录》卷八六、二0七）。
永乐十三年（1415）六月，“移山东德州广积仓于临清县永清坝，储漕运粮” （《 太宗实录》卷一六五）。
宣德六年（1431）九月，“增造临清广积仓，度可容300万石”（《宣宗实录》卷八三）。
成化元年（1465）四月，“设临清常盈仓储备粮，而以常盈常丰，各设官掌管”（《宪宗实录》卷一六）……
卫所制蜕变，军事地位消失
因“卫所士兵病老要替职，逃亡要勾捕”（《中国明代军事史》4页），所耕种收获要“岁征上交”， 士兵待遇低微，不断有人逃跑。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癸巳，遣使敕谕平山卫指挥司曰：‘近东昌府奏言：平山卫遣军三百余人历郡县追逮军，后凡民家养子、赘婿悉被拘系。夫朝廷军伍之制，有应捕者，当明移文取之，今不上禀朝廷，而妄自遣军，徧扰吾民，可谓无法矣！’敕至，其指挥陈镛亲率幕官至京，具陈其由”（《 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卫所制本来以军屯保证其供给，世袭保证其士兵来源，既能守卫作战，又能保障供给的组织形式。洪武、永乐年间，经几次北征，已无边境威胁，战事减少，京城为了兴作和守边军轮换，即抽调卫军赴京和戍边。为解决漕粮运行速度问题，又改由卫所出运粮旗军，屯耕的士兵渐少。士兵近乎停止了操练，战斗力大降。正统间，被驱逐的元朝势力复起，面对勇猛的边敌，不得不募兵应急，募兵逐步成为作战的主力。同时，卫所对地方的保卫也不能适应维持安定的需要，地方可招兵买马建立营兵。而这些兵都是雇佣制，收入高，可约期回籍。募兵、营兵与卫兵的待遇立见悬殊。卫所军官又不断发生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士兵耕种之事。结果是士兵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厌役，卫军逐年减少，岁征粮锐减。
正统间，“屯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成化间，“视旧，所收不能十之一”（《明史·食货志·屯田》）。漕运旗军的情况也不好，到了弘治元年（1488），“改设漕粮总兵，自制船，本部四，军卫三，旧船折旧三，（因筹制船款）士兵卖资，鬻男女。军逃亡，丁一户充三、四人应役”（《明史·食货志·漕运》）。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居民的富裕，卫所士兵开始对自己的人身束缚挣脱，有的贿赂官员出外营商，有的转投募兵、营兵，有的乞请习文，有的改从他业。习文成效显著的有名列东昌五大家之冠亚的任、邓：任克溥先祖四代世袭平山卫指挥佥事，从文后，四代子孙官至刑部左侍郎；状元邓钟岳，其先祖邓浒为东昌卫指挥，其后七代世袭东昌卫指挥或指挥佥事，从文后，数代子孙分别官至户部主事、礼部左侍郎等等。
因而卫所制的功能大大削弱，渐变成运输、仓储、农耕等企业性质的组织，聊城军事重镇的地位也慢慢消失。
卫所官兵除极其忠烈者外，已无战绩记载。忠烈者以邓之荣最突出。邓之荣，字朴如，东昌卫指挥邓浒的第七世孙，“崇祯二年（1629）袭指挥佥事，曾学戚继光兵法，得《兵诀秘书》与《虎铃经》，尽究其蕴”。申己大饥，饥民蜂起，首领“狗蝇肚聚众千人，据安山，与油篓寨通。之荣率健卒三百人疾驰，夜斫其营，生擒渠魁……余党悉平”。甲申，李自成“破京师，伪将军郭升领兵下东昌，两卫世职亦多降者，之荣嘅然曰：‘世受国恩，一旦至此，战则无兵，徙死无益，吾其行也’。遂东走东阿，得乡兵五百余人，遇贼数千，拒敌于白塔山”。荣设伏，击溃来敌，结垒亭山抗衡。敌千余人从南、东两面攻山，乡兵惧而散逃。之荣率二十余骑迎击，敌围数重，力屈战死（参见嘉庆版《东昌府志·忠烈》）。
卫所制仍延续至明亡，“清因明之旧卫”。“顺治三年（1646），定屯田官制，卫设守备一，兼管屯田……改卫军为屯丁”。康熙二十七年（1688）裁平山卫，归东昌卫。雍正九年（1731），“令屯卫田亩可典于军户，不得私自典于民”。光绪二十八年（1902），“谕各省勘实屯地，檄屯户税契执业，改屯响为丁粮，归州县征解……裁卫官”（《清史稿·食货志·田制》），至此，军户成为民，屯田给契约成私产，屯响改为“皇粮国税”，由州县征收，卫所全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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