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周国平散文》经典文段:
成熟了,却不世故,依然一颗童心,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兼此二心者,我称之为慧心。
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不认为麻木、僵化、世故是成熟,真正的成熟应该具有生长能力,因而毋宁说在本质上始终是包含着童心的。
儿童的可贵在于单纯,因为单纯而不以无知为耻,因为单纯而又无所忌讳,这两点正是智慧的重要特征。相反,偏见和利欲是智慧的大敌。偏见使人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自满自足中过日子,看不到自己的无知。
利欲使人顾虑重重,盲从社会上流行的意见,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这正是许多大人的可悲之处。不过,一个人如果能保持住一颗童心,同时善于思考,就能避免这种可悲的结局,在成长过程中把单纯的慧心转变为一种成熟的智慧。
由此可见,智慧与童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实际上是一种达于成熟因而不会轻易失去的童心。《圣经》里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一定不得进天国。”帕斯卡尔说:“智慧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孟子也说:“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我甚至要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圣埃克絮佩里创作的童话中的小王子说得好:“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始终携带着童年走人生之路的人是幸福的,由于心中藏着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最荒凉的沙漠也化作了美丽的风景。
问:什么原因能使一个人显得年轻呢?譬如说,许多人都觉得你看起来很年轻。
答:我想最主要的也许是一个人的头脑不要太复杂。我在社会处世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弄不懂的事情就不去弄它。我相信,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
电视镜头:妈妈告诉小男孩怎么放刀叉,小男孩问:“可是吃的放哪里呢?”
当大人们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时候,孩子往往一下子进入了实质问题,
鉴赏:
文章题目为《童心》,实际上论述的是一个人如何永远保持一颗不泯的童心。童心是什么?第二段中有明确的答案:心灵单纯,对世界怀着儿童般的兴致。
所谓的慧心无非就是童心加上平常心而已。弄清楚了这两个概念以后,作者就进一步论述童心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由于有了童心,人才能善思考,有智慧,丢掉偏见和利欲;由于有了童心,人才会“心中藏着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幸福年轻地走完人生旅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心或曾经有过童心,能够始终保持的,却并不是太多,正如文章中所说,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随着困难和挫折的屡屡出现,我们可能就会变得“麻木、僵化、世故”,久而久之,也就失却了一颗本不该失去的童心。
按照大多数人的说法,可能是一种“成熟”。但是,这种成熟却使我们永远不会对生活产生新鲜感,不会对生活中的美好或丑陋的事物表现出明显的好恶。更可怕的是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缺少了创造、探究和智慧。
说到底,这不是真正的成熟,因为成熟的人不仅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也就是说,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信心,对人生始终赋予了希望和憧憬。即使遭遇到很多的不幸和挫折,也不气馁、不自卑,仿佛生活中永远都是“美丽的风景”,让人总能产生新鲜和美好的感受。
正如孩子走入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或踏入优美多姿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之中。因此,作者认为“智慧和童心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达于成熟因而不会轻易失去的童心”。如果我们要具有智慧,必须要具有真正的童心。
文章还谈到一个人年轻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头脑不要太复杂”。这儿的复杂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具有创新和探究的智慧,指的是“社会处事方面”,要“简单”,“弄不懂的事情就不去弄它”。
说得明白点就是要将自己的智慧用在发现世界、探究世界方面,对于生活中与人交往则应该越单纯越好,不要存有过多的想法,显得很世故,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化,不仅消耗了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干事业的智慧,还会使自己变得比实际年龄要老。
最后两段文字具有比较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说用童心看世界,世界是简单的、不变的,没有像成人那样,也可以说像失却了童心的成人那样,将世界看得那样复杂而多变。
但是童心又是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的,没有了童心的人也就老了。末一段的“电视镜头”实际上是文章运用的例证法,用以说明由于童心的可贵。
我们读完文章,大概都会有一种体会,究竟它是一篇议论文呢?还是一篇散文?我想,文体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它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引起我们的思考,使我们明白保持童心的重要意义,这就够了。至于文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它好了。
扩展资料:
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2至1968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在广西深山老林中。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深入研究尼采及其哲学、美学理论,发表译著、专论多部;曾写若干哲理散文。其作品充满了人生的智慧,融理性和激情于一体,笔调清新自然,深受读者喜爱。
主要著作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周国平文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守望的距离》。主要译著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
周国平散文精选句子
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苏格拉底的结束语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学家的幽默和达观跃然眼前。莫洛亚引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爱情的十分之九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
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爱和孤独都是享受。莫洛亚这本书的结尾句是说得很精彩的:“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唯此斗争与苦恼永远被希望……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周国平散文
忙忙碌碌的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总想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有一片碧荫滋长的绿洲,即便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心中依然会倚着明媚的阳光,宁静而安详。心,开阔明朗,就如这静谧的时光,蓦然回首,生命不过是一程又一程的奔忙,流年在指间溜走,留下几许落寞,几多惆怅。
四季不停地流转,草木可以年复一年的生长,然世事总无常,人生总有那么多的无奈,令人黯然神伤。如果可以,请许我用剩余的时光,与生命谈一场不老的恋爱,许岁月无恙,采一片光阴的绿叶,诉说衷肠。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最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救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惟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苏格拉底的结束语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学家的幽默和达观跃然眼前。莫洛亚引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爱情的十分之九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