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崇祯十六年,大明王朝进入了风雨飘摇的关键阶段,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召集内阁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的御前会议时,忽然颇为感慨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三垣笔记》。
此前,崇祯帝得知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渡过黄河横扫山西,自登基以来,崇祯就急切地进行补救,希望大明能够在他疾风骤雨的拯救下能够起死回生,可是任凭他宵衣旰食,任凭他日以继夜,大明社稷的周围愈发动荡不安。除了不断的天灾人祸外,内有李自成,外有满洲兵的不断迫近,让崇祯隐约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绝非亡国之君能够做到,但是依旧呈现出亡国之象,在如此高级官僚的会议上,作为帝国当家人抛出亡国论调,可见形势紧迫和内心深处的无奈和焦灼。
然而在崇祯的身上发现了一股惊人的坚韧意志力,他的性格自尊极强,这也解释了为何多次说出“何面目于地下”自缢后也要疲乏覆面的原因。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他的臣下还发现这位忧劳的皇帝一直还在模仿唐太宗,从书法和风度上力求与李世民作为模仿标准。当时的给事中孙承泽记录了崇祯书法的风采:“上书法唐太宗,此谕尤秀劲,当时摩勒上石”《思陵典礼记》。
崇祯的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不管形势如何危及,从未放下书本,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单独热爱读书,而是希望从经典里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批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
当时有个叫倪元璐的大臣,担任崇祯讲官之职,一次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借机向崇祯阐述加派赋税的害处。这在当时也是崇祯最遭人非议的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以至于当时百姓怨声载道,并借“崇祯“的谐音,戏称他为“重征”。崇祯听了果然大怒,训斥他,倪元璐听了不急不缓解释说:“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说得崇祯一时语塞。第二天,崇祯竟然对着内阁辅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除此之外,崇祯心底还是希望在其不断努力下,能够挽回大局,在册封皇太子时后,更是苦心孤诣对其教育。一次与内阁辅臣议论到太子教育的问题时,他郑重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他亲自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和其身边人员管理条例,甚至细化到不得离间和结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动非礼等细节上。当臣下读完规定后,特意问崇祯“戒饬官属,是内是外?”崇祯颇为感慨动情地说:“是内员,此朕亲经历的。向朕在慈庆宫住,得知此辈情弊,专行离间,朕朝皇兄熹宗,并不交接一言。先帝朴实,被他蒙蔽。”说到伤心处,崇祯竟然流出眼泪。紧接着又对太子身边的服饰人员和伴读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后,崇祯对自我约束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斋戒计划,穿布衣吃素食《明史》,为此他发布了一道谕旨:“朕念皇考皇妣,终身蔬布”。内阁辅臣上疏劝说崇祯不必如此刻薄对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为崇祯这是作秀而已。
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他还在坚持带头节约开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丰洁,仍旧不敢议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无可议。”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宫中吃用,减少宫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开销减掉50%,后妃以及宫女太监减去40%和30%,这种大规模削减宫中开支目的在于带动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纠正奢靡之风和集中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庞大军费开支。一个月后,当他知道内外大小官员未能按照他的标准依然“奢侈相高,贪僭嚣凌”,气愤非常,并再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布的减去吃穿用度外,又宣布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内外文武诸臣能够效仿,并要见诸行动,如仍置若罔闻,依旧奢靡宴乐,拜谒馈赠一掷千金,必将严惩不贷《思陵典礼记》
崇祯在推进这项事情上果然能够做出严格表率,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运作改变帝国风气比打一场胜仗更难,这样的时候,这个当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将万历年间宫中所存的上佳野山人参,去换回几万两银子贴补国用。有一次他在讲筵,发现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边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感动的一旁官员为之流泪。崇祯的后宫风气较为端正,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对身旁人很有约束力,这些后宫嫔妃们都能和崇祯一样吃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宫中常服布衣,茹素食,与先帝同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
然而“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尺,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绥寇纪略》。这是在崇祯死后,遗老们对其做出的高度评价,对其人格表示佩服。对于崇祯帝的遭遇历代史家均给予了同情和相对正面评价,《明史》更是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讲义》,类似这样的对于亡国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李朝历代实属罕见,崇祯有知,想必也不必非要“以发覆面”而羞见祖宗了。
此前,崇祯帝得知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渡过黄河横扫山西,自登基以来,崇祯就急切地进行补救,希望大明能够在他疾风骤雨的拯救下能够起死回生,可是任凭他宵衣旰食,任凭他日以继夜,大明社稷的周围愈发动荡不安。除了不断的天灾人祸外,内有李自成,外有满洲兵的不断迫近,让崇祯隐约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绝非亡国之君能够做到,但是依旧呈现出亡国之象,在如此高级官僚的会议上,作为帝国当家人抛出亡国论调,可见形势紧迫和内心深处的无奈和焦灼。
然而在崇祯的身上发现了一股惊人的坚韧意志力,他的性格自尊极强,这也解释了为何多次说出“何面目于地下”自缢后也要疲乏覆面的原因。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他的臣下还发现这位忧劳的皇帝一直还在模仿唐太宗,从书法和风度上力求与李世民作为模仿标准。当时的给事中孙承泽记录了崇祯书法的风采:“上书法唐太宗,此谕尤秀劲,当时摩勒上石”《思陵典礼记》。
崇祯的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不管形势如何危及,从未放下书本,某种程度上,他并非单独热爱读书,而是希望从经典里的祖宗之法找出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上喜读书,各宫玉座左右俱置卷帙,坐则随手批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
当时有个叫倪元璐的大臣,担任崇祯讲官之职,一次讲到经书中“生财有大道”借机向崇祯阐述加派赋税的害处。这在当时也是崇祯最遭人非议的辽饷、剿饷、练饷的三饷加派,以至于当时百姓怨声载道,并借“崇祯“的谐音,戏称他为“重征”。崇祯听了果然大怒,训斥他,倪元璐听了不急不缓解释说:“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说得崇祯一时语塞。第二天,崇祯竟然对着内阁辅臣的面向倪元璐表示歉意:“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
除此之外,崇祯心底还是希望在其不断努力下,能够挽回大局,在册封皇太子时后,更是苦心孤诣对其教育。一次与内阁辅臣议论到太子教育的问题时,他郑重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他亲自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和其身边人员管理条例,甚至细化到不得离间和结交,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动非礼等细节上。当臣下读完规定后,特意问崇祯“戒饬官属,是内是外?”崇祯颇为感慨动情地说:“是内员,此朕亲经历的。向朕在慈庆宫住,得知此辈情弊,专行离间,朕朝皇兄熹宗,并不交接一言。先帝朴实,被他蒙蔽。”说到伤心处,崇祯竟然流出眼泪。紧接着又对太子身边的服饰人员和伴读都一一作出安排。
越到最后,崇祯对自我约束越来越严格,甚至近乎于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长期斋戒计划,穿布衣吃素食《明史》,为此他发布了一道谕旨:“朕念皇考皇妣,终身蔬布”。内阁辅臣上疏劝说崇祯不必如此刻薄对待自己,有的臣下甚至以为崇祯这是作秀而已。
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时候,他还在坚持带头节约开支:“先自朕躬始,若祀典丰洁,仍旧不敢议减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无可议。”接着他又大量裁撤宫中吃用,减少宫女十分之三,自己的膳食开销减掉50%,后妃以及宫女太监减去40%和30%,这种大规模削减宫中开支目的在于带动地方上行下效,以此纠正奢靡之风和集中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庞大军费开支。一个月后,当他知道内外大小官员未能按照他的标准依然“奢侈相高,贪僭嚣凌”,气愤非常,并再次重申“崇俭去奢,宜自朕始”的旨意,除了以前宣布的减去吃穿用度外,又宣布只有重大节庆典礼才可以使用金银器皿,其他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内外文武诸臣能够效仿,并要见诸行动,如仍置若罔闻,依旧奢靡宴乐,拜谒馈赠一掷千金,必将严惩不贷《思陵典礼记》
崇祯在推进这项事情上果然能够做出严格表率,只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运作改变帝国风气比打一场胜仗更难,这样的时候,这个当家人以一人之力苦苦求索。甚至他将万历年间宫中所存的上佳野山人参,去换回几万两银子贴补国用。有一次他在讲筵,发现自己所穿的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边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感动的一旁官员为之流泪。崇祯的后宫风气较为端正,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对身旁人很有约束力,这些后宫嫔妃们都能和崇祯一样吃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宫中常服布衣,茹素食,与先帝同尚节俭,一切女红纺织,皆身自为之。”
然而“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瞻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尺,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绥寇纪略》。这是在崇祯死后,遗老们对其做出的高度评价,对其人格表示佩服。对于崇祯帝的遭遇历代史家均给予了同情和相对正面评价,《明史》更是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明清史讲义》,类似这样的对于亡国之君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在李朝历代实属罕见,崇祯有知,想必也不必非要“以发覆面”而羞见祖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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