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八十年代，是王蒙经过边陲“放逐”后归来“放歌”的年代，他以“急先锋”的姿态向“新时期”中国文坛投出了一颗颗“集束炸弹”，其中，《蝴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中篇小说《蝴蝶》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4期，从时间上来看，正值“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滥觞时期，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这一文学形态所反映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共鸣，与其说引起人们心中涟漪的是那些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不如说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因为建立“新时期”意识形态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把“革命中国”从“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进而让人们感受到“新社会”、“新阶段”的来临，此时，这些文学文本“生逢其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就像詹姆逊所说的那样：“置身于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立的主体，从而把那些想象性的再现关系当作理应如此的真实关系。”⑴所以，当何荆夫（《人啊，人》）在等待光明的未来时，却一步一步滑入“庄之蝶（《废都》）”式的深渊，因为这些从高压的政治权力解放出来的个体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无法把自己的生命落到实处，即使像章炳麟（《绿化树》）、许灵均（《灵与肉》）们把生命落到了实处（大地和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和大地”也不过是再造的想象之物，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大都是“启蒙者”和“救世主”，又不免走入了“民粹主义”的境地，比起“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悲悯的色彩，而且也从另一维度上参与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的建构。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太多的鲜血和泪水，感情炽热而悲怆，但往往只满足于倾诉和指控，理性的叙述几乎被放逐，这种创作症候对革命历史的透视和反思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也没有被深入地剖析，故而历史叙述的艺术魅力为此削弱了不少。今天，面对当下现实的需要，当我们从纸海钩沉中打开那座早已尘封的历史之门去寻找革命的遗产时，却发现“现实”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王蒙的《蝴蝶》尤为明显。 “革命话语”可以被视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某种“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有意“撮合”。“新时期”以降，作为“重灾区”的文学领域如何表达自身以及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存在成为摆在众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为了不至于重蹈覆辙，政治的“矛头”指向只能成为作家们的参照。随着国内政治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有了新的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⑵“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⑶国家高层领导人和文艺工作领导者的讲话开启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序幕，“国家”、“人民”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词汇，一时间，反映这一预设主题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甚是壮观，蔚为思潮，《墓场与鲜花》、《布礼》、《绿化树》、《蝴蝶》、《人啊，人》等作品基本可归入这一思潮的名下，这些作品都是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而阐释以上概念的，其中展现出的“革命话语”始终维持在揭露和控诉层面，这一对革命表面化的叙述不仅没有打开革命历史的“原点”，也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八十年代现实。
由此可见，怎样在恰当的范围内“演绎”这些概念主题自然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取得认同的方式，因为它不但承担了过多的集体记忆，而且以倾诉的方式弥合了人们的“伤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代人民立言”，其只不过是先前“政治图解”式的翻版。正如伊格尔顿评价美学时说的那样：“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力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想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⑷文学也正如此。沿着这一思路去重读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作品，我们便会发现王蒙的《蝴蝶》与当时创作的主流话语稍有不合，并发出了个人思考的细雨与呼喊。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太多的鲜血和泪水，感情炽热而悲怆，但往往只满足于倾诉和指控，理性的叙述几乎被放逐，这种创作症候对革命历史的透视和反思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也没有被深入地剖析，故而历史叙述的艺术魅力为此削弱了不少。今天，面对当下现实的需要，当我们从纸海钩沉中打开那座早已尘封的历史之门去寻找革命的遗产时，却发现“现实”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王蒙的《蝴蝶》尤为明显。 “革命话语”可以被视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某种“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有意“撮合”。“新时期”以降，作为“重灾区”的文学领域如何表达自身以及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存在成为摆在众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为了不至于重蹈覆辙，政治的“矛头”指向只能成为作家们的参照。随着国内政治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有了新的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⑵“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⑶国家高层领导人和文艺工作领导者的讲话开启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序幕，“国家”、“人民”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词汇，一时间，反映这一预设主题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甚是壮观，蔚为思潮，《墓场与鲜花》、《布礼》、《绿化树》、《蝴蝶》、《人啊，人》等作品基本可归入这一思潮的名下，这些作品都是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而阐释以上概念的，其中展现出的“革命话语”始终维持在揭露和控诉层面，这一对革命表面化的叙述不仅没有打开革命历史的“原点”，也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八十年代现实。
由此可见，怎样在恰当的范围内“演绎”这些概念主题自然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取得认同的方式，因为它不但承担了过多的集体记忆，而且以倾诉的方式弥合了人们的“伤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代人民立言”，其只不过是先前“政治图解”式的翻版。正如伊格尔顿评价美学时说的那样：“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力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想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⑷文学也正如此。沿着这一思路去重读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作品，我们便会发现王蒙的《蝴蝶》与当时创作的主流话语稍有不合，并发出了个人思考的细雨与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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