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历史困局下的无奈选择：宪政出场的历史语境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自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也差点都保不住。这立刻成为维新派要求实行制度变革的最新论据。早就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诱使人们相信：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中国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变法。维新变法迅速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救亡方案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
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也在暗中影响着政治改革，改革派毫无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边，他们一致认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
戊戌变法结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废除。西方列强对戊戌变法暧昧的支持态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渐渐萌生对西方的敌意。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宪政的命运也就有些不幸了。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改革不但没有缓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误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的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相当稳定的政治沙龙，经常性的讨论使他们有条件对于某一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对政府的压力。
四、清廷的枷锁：宪政面临的现实环境
政治举措失当，政柄易人，这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庞大帝国的覆灭不仅是由这些造成的，也有内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
五、尾论
“救亡压倒启蒙”〔31〕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为“救亡”服务。宪政也是一样，人们之所以能短暂地支持宪政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可以救亡。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如果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真的要取得成功，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它必须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仅仅是一种象征，实质性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不可避免。
检省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社会阶层分化已经趋于完成，人们崇信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价值，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认同，基层官僚体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顿，有效率且与中央政府做了比较明确的权限划分，社会基本进入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决心领导这样一场政治革命〔32〕。而中国晚清时期的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危机四伏，中央政府权威崩解，地方基层官僚体系中贪污成风且效率低下，人们对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自1840年以来最不平等、赔款数额最为巨大的《马关条约》，连满洲贵族的老家东北也差点都保不住。这立刻成为维新派要求实行制度变革的最新论据。早就在鼓吹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们诱使人们相信：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而能战胜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中国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变法。维新变法迅速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救亡方案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
同时，宫廷政治斗争也在暗中影响着政治改革，改革派毫无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边，他们一致认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
戊戌变法结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废除。西方列强对戊戌变法暧昧的支持态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恼怒，渐渐萌生对西方的敌意。 就在国内出现改革呼声的同时，日俄战争的结果再次加强了人们“宪政救国”的信心。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正如当年战胜中国一样，小小的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俄国的原因在于日本实行的宪政。
二、武装反清：革命派的活动
1894年，孙中山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李不予答复。孙情绪低落，转而起程旅欧，归来后，与爱国资本家何宽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准备策动革命。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宪政的命运也就有些不幸了。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改革不但没有缓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误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的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相当稳定的政治沙龙，经常性的讨论使他们有条件对于某一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对政府的压力。
四、清廷的枷锁：宪政面临的现实环境
政治举措失当，政柄易人，这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庞大帝国的覆灭不仅是由这些造成的，也有内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
五、尾论
“救亡压倒启蒙”〔31〕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为“救亡”服务。宪政也是一样，人们之所以能短暂地支持宪政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可以救亡。重新检讨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来，问题仅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实现，还是以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方式实现。如果清政府的宪政改革真的要取得成功，事实上也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它必须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这种转换发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仅仅是一种象征，实质性的政治革命在历史中不可避免。
检省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宪政国家的历史经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了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后，社会阶层分化已经趋于完成，人们崇信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价值，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认同，基层官僚体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顿，有效率且与中央政府做了比较明确的权限划分，社会基本进入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决心领导这样一场政治革命〔32〕。而中国晚清时期的现实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社会危机四伏，中央政府权威崩解，地方基层官僚体系中贪污成风且效率低下，人们对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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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7-03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国外列强对中国的干预，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