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几次变法

一、 洋务运动：这个部分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思想文化史》中较详细介绍，从内忧外患的背景，到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及自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再到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工业、近代海防、近代教育的内容，都作了全面说明，但对其影响方面，只是从其结局的消极方面作了简单说明，而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更是值得关注的，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如经济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利于瓦解自然经济，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政治上引起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对抗；思想上冲击了守旧观念，为西学传播创造了条件；另外在军事和教育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所要重点关注的。
二、 维新变法运动：这次运动在必修3《思想文化史》和选修1《改革史》作了重点阐述，它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但封建统治者光绪帝想利用变法从老佛爷手中夺权亲政，同时挽救民族危亡，所以支持变法，并亲自发布变法诏书，最后尽管由于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而失败，但也属于一场封建统治阶级的改革自救运动。
三、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个部分在必修1《政治史》的第十三课，在讲武昌起义的背景时，教材只是用简单的一句话“这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介绍了晚清政府的改革自救，至于新政的措施如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怎样的准备，教材只字未提。其实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史学界大都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新政”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新政”中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超过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是没有疑义的。正是通过“新政”，中国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化人才观也开始落户；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也开始成型。另外，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步伐，后者以为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使“内乱可弭”；第二，预备立宪促使革命者加快革命的准备，使后者计划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革命成为非法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为“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第三，“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第四，“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第五，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第六，清末的国库空虚，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临时政府可支配利用的经济资源，迅速面临财政危机，督抚专权的趋势则导致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
近代晚清政府的改革自救运动，尽管是为了使腐朽的清政府能多苟延残喘几日，但它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而近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文明史观等都是近几年高考所重点关注的，所以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也应注意深掘这些知识点，以适应新形势下高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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