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6年,新的市政厅落成了。市民们进行了连续七天的狂欢。冯德尔,这位被称为荷兰“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特意为市政厅写了一首颂歌,歌词里唱道: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这颂歌具体是什么,歌词是什么
不要说一些没用的,或是直接将[大国崛起]中有关荷兰的进行粘贴,我只要歌词,最好有谱,如果回答对了,我还会加100分的。
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
具体可以看看这些内容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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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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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24
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一个俄罗斯的岛屿,但是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
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
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
阿姆斯特丹,荷兰海运博物馆。每个星期天,这里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切身体验来学习荷兰的历史。这样的活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参加也从不间断。教师由不同职业的志愿者担任,他们一丝不苟地带领孩子们重温四百多年前荷兰水手的生活。
今天,荷兰的成年人经常向孩子们重复这样一句话:“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作为交易的市场、储存货物的仓库、维修船只的工场,在荷兰逐渐兴旺起来。渐渐地,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发现,一个超越商业贸易甚至是超越经济生活的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就是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城市,应该怎样管理城市?
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一开始,荷兰城市的主人是那些贵族们,因为城市是总是建立某个贵族的领地之上。贵族们建立起小型的军队,名义上是为城市提供保护,实际上是依靠武力取得税收。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这意味着,在城市里,有钱人比较有权力,他们可以主导讨价还价,贵族们依靠生意人给他们提供财富。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人们产生了对经济自由的渴望。
日渐富有的市民们最终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他们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到公元15世纪末,将近一半的荷兰人生活在城市中。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每个城市都努力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城市由有钱的商人统治,由他们来决定城市的管理。
这座建于15世纪的市政厅,每隔15分钟就会再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场面:贵族将城市的管理权转交给市民。发生在荷兰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借助这个特殊的计时工具成为了永恒。
在1543年,不管荷兰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去面对国家这个问题。那一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当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荷兰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当西班牙国王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时,他们坦然地接受了;当西班牙国王为荷兰派来新的总督时,他们也顺从地臣服了。但是当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把手伸向他们的钱袋时,荷兰人奋起反抗了。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菲利浦二世需要很多的钱,因为他一直和法国打仗,要用大量的钱维持。他希望得到永久的财力保障,而荷兰人拒绝这样做,他们只同意在一段的时间内提供部分的钱。
荷兰的独立战争爆发了。一开始,西班牙的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荷兰人一盘散沙似的抵抗。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有15万荷兰人死于非命。严峻的现实,让各自为政的荷兰省份不得不团结起来。1579年,来自荷兰北方七个省的代表在这间大厅中签署协议,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
此后,战争开始向有利于荷兰人的方向转化,一方面是由于荷兰人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菲利普二世在欧洲四面树敌,连年的争霸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
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
把国王像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人那样打发回家之后,荷兰人突然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应该交由谁来管理和保护呢?
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 教授 埃弗特·阿尔克马:
他们并不急着说,我们现在没有国王,因为那时候从没有人这么做过,他们不能说我们是共和制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还太前卫了。
对于那些领导独立战争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最想得到的不是政治权利而是商业利润,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由他来照顾荷兰的安全,而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生意。
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爽快地同意了做他们的君主,并派出军队保护荷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他们赶走的西班牙国王还要高。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荷兰的城市说,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可以有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不会太大。
1588年,七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很多历史学家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正是在1648年,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们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市政厅。出于对质量的考虑,市民们没有预先规定工程完工的期限。实际上,他们一共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和超过70吨的黄金,来营造这座宏伟的建筑。
只有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才会有这种追求不朽的野心。
1656年,新的市政厅落成了。市民们进行了连续七天的狂欢。冯德尔,这位被称为荷兰“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特意为市政厅写了一首颂歌,歌词里唱道: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在冯德尔创作这首颂歌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扬帆远航去了遥远的东方。
1656年,荷兰使团到达北京。入主中原刚刚八年的大清朝廷,以一种兴奋的态度接待了他们。但荷兰人遇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到中国的外交使团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愿意接受这种苛刻的天朝规矩。但是,荷兰人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顺治皇帝接见了荷兰使团,并高兴地赏赐给这个来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使团大量礼物。回到住处,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
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
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
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
阿姆斯特丹,荷兰海运博物馆。每个星期天,这里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活动,目的是让孩子们通过切身体验来学习荷兰的历史。这样的活动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参加也从不间断。教师由不同职业的志愿者担任,他们一丝不苟地带领孩子们重温四百多年前荷兰水手的生活。
今天,荷兰的成年人经常向孩子们重复这样一句话:“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
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城市作为交易的市场、储存货物的仓库、维修船只的工场,在荷兰逐渐兴旺起来。渐渐地,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们发现,一个超越商业贸易甚至是超越经济生活的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这就是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城市,应该怎样管理城市?
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一开始,荷兰城市的主人是那些贵族们,因为城市是总是建立某个贵族的领地之上。贵族们建立起小型的军队,名义上是为城市提供保护,实际上是依靠武力取得税收。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这意味着,在城市里,有钱人比较有权力,他们可以主导讨价还价,贵族们依靠生意人给他们提供财富。
荷兰国务委员 约里斯·福尔胡弗:
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人们产生了对经济自由的渴望。
日渐富有的市民们最终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他们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到公元15世纪末,将近一半的荷兰人生活在城市中。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 教授 威廉·范德莫伦:
每个城市都努力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城市由有钱的商人统治,由他们来决定城市的管理。
这座建于15世纪的市政厅,每隔15分钟就会再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场面:贵族将城市的管理权转交给市民。发生在荷兰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借助这个特殊的计时工具成为了永恒。
在1543年,不管荷兰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去面对国家这个问题。那一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当西班牙国王宣布荷兰是西班牙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荷兰人认同了这种说法;当西班牙国王重新划分荷兰的行政区域时,他们坦然地接受了;当西班牙国王为荷兰派来新的总督时,他们也顺从地臣服了。但是当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把手伸向他们的钱袋时,荷兰人奋起反抗了。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菲利浦二世需要很多的钱,因为他一直和法国打仗,要用大量的钱维持。他希望得到永久的财力保障,而荷兰人拒绝这样做,他们只同意在一段的时间内提供部分的钱。
荷兰的独立战争爆发了。一开始,西班牙的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荷兰人一盘散沙似的抵抗。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就有15万荷兰人死于非命。严峻的现实,让各自为政的荷兰省份不得不团结起来。1579年,来自荷兰北方七个省的代表在这间大厅中签署协议,组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敌。
此后,战争开始向有利于荷兰人的方向转化,一方面是由于荷兰人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菲利普二世在欧洲四面树敌,连年的争霸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
1581年7月26日,来自荷兰各起义城市的代表在海牙郑重宣布:废除西班牙国王对荷兰各省的统治权。
把国王像一个不称职的经理人那样打发回家之后,荷兰人突然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应该交由谁来管理和保护呢?
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 教授 埃弗特·阿尔克马:
他们并不急着说,我们现在没有国王,因为那时候从没有人这么做过,他们不能说我们是共和制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还太前卫了。
对于那些领导独立战争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最想得到的不是政治权利而是商业利润,所以,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由他来照顾荷兰的安全,而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生意。
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出现了: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爽快地同意了做他们的君主,并派出军队保护荷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精明的商人们很快发现,英国女王收取的保护费,实际上比他们赶走的西班牙国王还要高。
荷兰乌德勒兹大学政治历史系 教授 伊多·德汉:
荷兰的城市说,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可以有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不会太大。
1588年,七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很多历史学家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的国家”。
正是在1648年,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们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市政厅。出于对质量的考虑,市民们没有预先规定工程完工的期限。实际上,他们一共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和超过70吨的黄金,来营造这座宏伟的建筑。
只有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才会有这种追求不朽的野心。
1656年,新的市政厅落成了。市民们进行了连续七天的狂欢。冯德尔,这位被称为荷兰“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特意为市政厅写了一首颂歌,歌词里唱道: “……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
在冯德尔创作这首颂歌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一个外交使团,扬帆远航去了遥远的东方。
1656年,荷兰使团到达北京。入主中原刚刚八年的大清朝廷,以一种兴奋的态度接待了他们。但荷兰人遇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到中国的外交使团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事实上,一直到18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愿意接受这种苛刻的天朝规矩。但是,荷兰人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顺治皇帝接见了荷兰使团,并高兴地赏赐给这个来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使团大量礼物。回到住处,一个叫约翰·尼·霍夫的使团成员写下了他们答应跪拜条件的原因:“……我们只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丧失重大的利益。”
荷兰人的重大利益是什么,就是通商和赚钱。
第2个回答 2007-11-24
航海赞美歌 应该是它
第3个回答 2007-11-24
应该是《航海赞美歌》吧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4个回答 2007-11-25
照亮人类近代文明之路的既不是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也不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更不是喜爱莎士比亚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只“老母鸡”, 而是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只火炬!
与中华文明相比,欧洲原本是一个愚昧的不化之地。被汉武帝赶到欧洲的匈奴曾在那里称雄长达一个世纪,东西罗马帝国从此衰落、灭亡,欧洲从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与中华文明相比,欧洲原本是一个愚昧的不化之地。被汉武帝赶到欧洲的匈奴曾在那里称雄长达一个世纪,东西罗马帝国从此衰落、灭亡,欧洲从此进入黑暗的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