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几天前，我亲爱的母亲突然离世，走得匆忙，让我措手不及。我曾有过预感，似乎父亲和母亲在离世前，都会向我传递一些心灵的信号。
十月中旬，我与毕淑敏女士有过一次会面。她正在师大进修心理学，我向她请教。我告诉她，今年以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眼前总有一幅画面不断浮现：在冬季，北方小村外的雪地上，一只羊拉着一辆爬犁，悠闲地向村里走去。爬犁上载着一桶井水，不时地溢出，在桶外和爬犁上结了一层晶莹的冰。爬犁后跟着一位少女，戴着红头巾，脸冻得通红，缩着双手。而天空飘着细小的雪花……
我向毕淑敏强调，这幅如电影般的情景，并非我从书中读到的，也不是我脑海中构思的片段。一年多来，尽管它一次比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但我从未想过用文字表达出来……
毕淑敏沉思片刻，她说：“你不妨问问你母亲。”
我母亲和她的母亲都属羊，这是毕淑敏不知道的。母亲在昏迷中入院的第二天，哈尔滨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
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情感的力量使我变得有些唯心——难道母亲的母亲注定要在这一年的冬天，将她的女儿带走？我从未见过外祖母，但知道她去世时，母亲还是个少女……
作为平民家的小儿女，我们的工作自然无法满足我们的愿望。或是成为街头小食杂店的售货员，或是挖掘管道沟的临时工，或在生产条件恶劣的小厂里学徒。
某一年的夏天，作为知青的我回家探亲，曾去酱油厂看望我四弟，那时他们几名小工友刚刚铲出几吨酱渣，一个个只穿短裤，汗水淋漓，坐在车间的窗台上，任穿堂的凉风扑面吹来，唱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命运啊，我的星辰，你把我引向何方引向何方……
他们心中的种种苦闷，是不愿对家人吐露的。但这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多么需要一个耐心倾听他们的人啊！那倾听者，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满怀的爱心，在他们渴望安慰和体恤之时，善于安慰，善于劝解，并且，由衷地体恤他们……
于是，他们后来都非常信任并且庆幸地选择了母亲。
于是，母亲以她母性的本能，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庇护在自己身边。就像一只母鸡展开翅膀，不管自家的小鸡还是别人家的小鸡，只要过来，就一概遮在翅下。
那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啊，当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母亲的。只是在年节或母亲生病时，带上一包普通的点心、两瓶廉价的罐头，聚在我家贫寒的家中看望母亲。还有，将“大娘”改称为“妈”。有时混着叫。刚叫过“大娘”，紧接着又叫“妈”。与点和罐头相比，一声“妈”，显得格外庄重。
既然被称为“妈”，母亲自然会在母性的本能之外，产生一份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她关心他们的许多方面——在单位和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在家中是否与亲人温馨相处；如何珍惜友情，如何处理爱情；必须坚守什么样的做人原则，交友应防哪些失误；不借政治运动之机伤害他人报复他人，不可歧视那些被政治打入另册的人等等。
母亲以她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善良宽厚的本色，经常像对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叮嘱她的干儿女们不学坏人做坏事，要学好人做好事。
这种亲情，延续了30年。我曾不以为然，但母亲对我的不以为然也不以为然。她不与我争辩，以一种心理非常满足的、默默的尊严，表明她所一贯主张的做人态度。直至她去世前三四天，还希望能为她的一个干女儿和一个干儿子促成一次大媒。
而他们，一个帮助四弟将母亲送入医院，一个一小时后便匆匆赶到医院，三十几个小时不曾回家，不曾离开过医院！
母亲去世后，她的干儿女们都纷纷来到弟弟家。
我说——不必在家中设灵位了吧！
他们说——要设。
我说——不必非守灵48小时吧！
他们说——要守。
这些30年前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小儿女啊，30年前是小徒工们，如今仍是工人们。只不过，有的“下岗”了。只不过，都做了父母了。
他们都是些沉默寡言的人。
我离开哈市时，仍分不清他们中几个人的名字。
他们不与我多说什么。甚至根本就不主动与我说话。
他们完全是冲着他们与母亲之间那一种30年之久的亲情，为母亲守灵，为母亲烧纸，为母亲送葬的。
30年间，我下乡七年，上大学三年，居京20年，我给予母亲的快乐时光，可能比他们给予的还少吧？
回到北京，我常沉思——从今后，我定当以兄弟姊妹看待他们和她们啊！
至于我自己的几名中学挚友与母亲之间的亲情，比30年更长久，从我初一时就开始了。那是世间另一种亲情，心感受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每独坐呆想，似乎有了一种答案——那时时浮现过我眼前的画面中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是否便意味着是人世间的一种温暖亲情呢？母亲的母亲，播种在母亲心里了。而母亲只不过从内心里荡出了一些，便获得了多么长久又多么足以感到欣慰的回报啊！这么想又很唯心，但请不要责怪一个儿子的痴思吧！
愿此亲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间代代相传。
没了它，意味着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母亲我爱您。
母亲安息吧……
1998年11月7日于北京
十月中旬，我与毕淑敏女士有过一次会面。她正在师大进修心理学，我向她请教。我告诉她，今年以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眼前总有一幅画面不断浮现：在冬季，北方小村外的雪地上，一只羊拉着一辆爬犁，悠闲地向村里走去。爬犁上载着一桶井水，不时地溢出，在桶外和爬犁上结了一层晶莹的冰。爬犁后跟着一位少女，戴着红头巾，脸冻得通红，缩着双手。而天空飘着细小的雪花……
我向毕淑敏强调，这幅如电影般的情景，并非我从书中读到的，也不是我脑海中构思的片段。一年多来，尽管它一次比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但我从未想过用文字表达出来……
毕淑敏沉思片刻，她说：“你不妨问问你母亲。”
我母亲和她的母亲都属羊，这是毕淑敏不知道的。母亲在昏迷中入院的第二天，哈尔滨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
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情感的力量使我变得有些唯心——难道母亲的母亲注定要在这一年的冬天，将她的女儿带走？我从未见过外祖母，但知道她去世时，母亲还是个少女……
作为平民家的小儿女，我们的工作自然无法满足我们的愿望。或是成为街头小食杂店的售货员，或是挖掘管道沟的临时工，或在生产条件恶劣的小厂里学徒。
某一年的夏天，作为知青的我回家探亲，曾去酱油厂看望我四弟，那时他们几名小工友刚刚铲出几吨酱渣，一个个只穿短裤，汗水淋漓，坐在车间的窗台上，任穿堂的凉风扑面吹来，唱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命运啊，我的星辰，你把我引向何方引向何方……
他们心中的种种苦闷，是不愿对家人吐露的。但这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多么需要一个耐心倾听他们的人啊！那倾听者，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满怀的爱心，在他们渴望安慰和体恤之时，善于安慰，善于劝解，并且，由衷地体恤他们……
于是，他们后来都非常信任并且庆幸地选择了母亲。
于是，母亲以她母性的本能，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庇护在自己身边。就像一只母鸡展开翅膀，不管自家的小鸡还是别人家的小鸡，只要过来，就一概遮在翅下。
那些城市中的小儿女啊，当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母亲的。只是在年节或母亲生病时，带上一包普通的点心、两瓶廉价的罐头，聚在我家贫寒的家中看望母亲。还有，将“大娘”改称为“妈”。有时混着叫。刚叫过“大娘”，紧接着又叫“妈”。与点和罐头相比，一声“妈”，显得格外庄重。
既然被称为“妈”，母亲自然会在母性的本能之外，产生一份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她关心他们的许多方面——在单位和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在家中是否与亲人温馨相处；如何珍惜友情，如何处理爱情；必须坚守什么样的做人原则，交友应防哪些失误；不借政治运动之机伤害他人报复他人，不可歧视那些被政治打入另册的人等等。
母亲以她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善良宽厚的本色，经常像对自己的亲儿女一样，叮嘱她的干儿女们不学坏人做坏事，要学好人做好事。
这种亲情，延续了30年。我曾不以为然，但母亲对我的不以为然也不以为然。她不与我争辩，以一种心理非常满足的、默默的尊严，表明她所一贯主张的做人态度。直至她去世前三四天，还希望能为她的一个干女儿和一个干儿子促成一次大媒。
而他们，一个帮助四弟将母亲送入医院，一个一小时后便匆匆赶到医院，三十几个小时不曾回家，不曾离开过医院！
母亲去世后，她的干儿女们都纷纷来到弟弟家。
我说——不必在家中设灵位了吧！
他们说——要设。
我说——不必非守灵48小时吧！
他们说——要守。
这些30年前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小儿女啊，30年前是小徒工们，如今仍是工人们。只不过，有的“下岗”了。只不过，都做了父母了。
他们都是些沉默寡言的人。
我离开哈市时，仍分不清他们中几个人的名字。
他们不与我多说什么。甚至根本就不主动与我说话。
他们完全是冲着他们与母亲之间那一种30年之久的亲情，为母亲守灵，为母亲烧纸，为母亲送葬的。
30年间，我下乡七年，上大学三年，居京20年，我给予母亲的快乐时光，可能比他们给予的还少吧？
回到北京，我常沉思——从今后，我定当以兄弟姊妹看待他们和她们啊！
至于我自己的几名中学挚友与母亲之间的亲情，比30年更长久，从我初一时就开始了。那是世间另一种亲情，心感受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每独坐呆想，似乎有了一种答案——那时时浮现过我眼前的画面中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是否便意味着是人世间的一种温暖亲情呢？母亲的母亲，播种在母亲心里了。而母亲只不过从内心里荡出了一些，便获得了多么长久又多么足以感到欣慰的回报啊！这么想又很唯心，但请不要责怪一个儿子的痴思吧！
愿此亲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间代代相传。
没了它，意味着是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多么大的损失啊！
母亲我爱您。
母亲安息吧……
1998年11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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