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宰相，古代对身居高位、有权参与国家重要决策的官员的称呼。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他们的地位仅在皇帝之下，被尊为百官之首，享有极高的权力和荣耀。从商周至明清，历代对宰相的称谓各异，如“宰辅、相国、相邦、丞相、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平章、参政、内阁大学士”等等。历朝宰相所处理的都是国家的核心军机、财政和民生大事，因此，宰相的任用模式直接反映了君主的为政治国理念。本文将从宰相这一角度，探讨唐宋帝王的权术之道。
一、唐朝宰相制度
1. 唐朝宰相的兼职特征
赖瑞和先生引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先生的观点，提出唐代宰相具有使职特征。所谓使职，相对于固定职务和品衔的职事官而言，具有临时性，没有固定的品衔。唐朝的宰相也有类似的头衔，多达二十二种，是历朝之最。《唐六典》记载：“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两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预议国政者，云：‘以宰相参与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这些头衔都是临时的，皇帝认可哪个官员，直接给他一个类似使职的名分，就可以行使宰相的职权。但他们原职事官的职位尚在，职责没发生改变。
2. 从三省制废弛到宰相使职圈子
三省制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时期得以完善，分别由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审核诏书和尚书省执行政令。《朱子语类·法制》中记载：“唐制：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再还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唐朝的三省的政务是一环扣一环，有一个既定的流程，但实际操作却并非如此。按《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凡遇到重大的政务，三省的长官会齐集到门下省的政事堂共同商讨，如果出现意见相左，最后会由皇帝进行裁定。那么在政事堂参与议政的班子就是唐朝的宰相班子。唐太宗时期，除三省长官以外的其他官员，需要在头衔上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事”等名目，才能进入政事堂参政，而能够加参政头衔的官员，亦被视为唐朝宰相。到了高宗时期，宰相的头衔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为主，并且很少以三省长官去充任，一般起用侍郎、尚书、御史大夫等官。正如《百官志》所记载：“自唐高宗以后，为宰相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如此一来，三省就沦为了三个执行机构，由多人构成的宰相班子担当起了辅政职责。
二、宋朝中央集权过程中的宰相状况一览
1. 宋初中央集权的步伐
宋初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立国，在他登基以后，相当忌讳这件事，担心后人会效仿。因此宋太祖首要考虑的是兵权的集中，通过“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宋朝中央集权的政改顺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收了各地的兵权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推行路—州—县行政体制。这个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在让原本属于每一路行省长官（节度使）的职能权力被分化成几块。先后设置了转运使、经略安抚使、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分别将地方的财税、军队、刑名以及国家应急储备职能一一进行分割，其最终结果就是架空了节度使，以便于地方权力更好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宋朝的皇帝又开始考虑在中央政府的领域内，如何让皇权最大化集中的问题。
2. 二府三司制的推行与相权的削弱
关于中央政府皇权的集中问题，宋朝初期的做法是推行二府三司制。所谓二府，指的是三省和枢密院；三司就指的三司衙门。这个制度相当于将原来三省的宰相职权分成三块，成立枢密院，负责调度军队，院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领导各路经略安抚使，直接剥夺了宰相参与军事事务的权利。再成立三司衙门管理财政税收事务，最高长官为三司使，三司使又被称为“计相”，也可以视为宰相。如此一来，原宰相的管理财税大权被分离出后，最后留给宋代宰相（加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三省长官）只剩下中书门下的吏治和法度方面的行政事务了。这还没完，还另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名为助手，实则削弱了相权，巩固了中央集权。南宋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记载：“自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参政，所以防宰相之专也。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仁宗四十二年，凡三十七人。徽宗二十六年，三十四人。高宗三十六年，四十八人。孝宗二十八年，三十四人……”数量如此庞大的副宰相队伍出现，可想而知，当朝正印宰相还有多少施展权力的空间，沦落到后来只能充当皇帝的传声筒或是替罪羊。
三、宰相任用与君主的治国理政之道
1. 宰相权重，任人唯信
在唐、宋以前，宰相权重而篡位者历历可数。如王莽、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司马伦篡惠帝，刘裕、萧道成、箫衍、陈霸先南朝更替，朱温、石敬瑭、郭威、赵匡胤五代称雄。有了这些前朝故事，唐宋君主自然不希望相权坐大，危及皇权，以致重蹈覆辙。于是唐朝开国索性不设常职相位，而是从现有官员中简拔自己中意之人拜相。这中意之人，必然是皇帝所信任之人。就如唐开国的四位宰相，就与太祖皇帝沾亲带故。另外唐朝宰相的使职化也使得这个兼职非常不稳定，皇帝可以随时提拔他所信任之人，也可以任意贬谪、放逐甚至赐死一个让他起疑心之人。反正宰相也是个临时工，对其的处置连律典的流程都可以不用走。据统计，唐相共计三百多人，居其位死于非命者四十一人，罢相后死于非命者四十二人，占比超过两成。因此赖瑞和先生认为，皇帝的信任是唐朝相权的基础，这与宰相的名分高低，甚至有没有名分都没关系。
2. 广置相位，以削相权
唐朝国祚不过二百九十年，但记入史册的宰相就有三百多人，相权散置，可见一斑。而到了宋朝，在权力已经削减得七零八落的正印宰相下面，又添置了数量可观的副宰相。可以想象，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宰相圈子里，这些大人物们虽然难以掀起谋反的风浪，但同时也难有太大作为。只能说是遇到明君时添砖加瓦，遇到庸君时无力回天。像宋朝二府三司制的推行，名曰“分权共政”。但各个官府衙门以及各部官员之间相互掣肘，将精力花在内耗上面，即便是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身居相位也难以有所作为。
一、唐朝宰相制度
1. 唐朝宰相的兼职特征
赖瑞和先生引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先生的观点，提出唐代宰相具有使职特征。所谓使职，相对于固定职务和品衔的职事官而言，具有临时性，没有固定的品衔。唐朝的宰相也有类似的头衔，多达二十二种，是历朝之最。《唐六典》记载：“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两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预议国政者，云：‘以宰相参与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这些头衔都是临时的，皇帝认可哪个官员，直接给他一个类似使职的名分，就可以行使宰相的职权。但他们原职事官的职位尚在，职责没发生改变。
2. 从三省制废弛到宰相使职圈子
三省制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时期得以完善，分别由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审核诏书和尚书省执行政令。《朱子语类·法制》中记载：“唐制：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以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再还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若可行，门下又下尚书省，尚书但主书撰奉行而已。”唐朝的三省的政务是一环扣一环，有一个既定的流程，但实际操作却并非如此。按《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凡遇到重大的政务，三省的长官会齐集到门下省的政事堂共同商讨，如果出现意见相左，最后会由皇帝进行裁定。那么在政事堂参与议政的班子就是唐朝的宰相班子。唐太宗时期，除三省长官以外的其他官员，需要在头衔上加上“参与朝政、参知机事”等名目，才能进入政事堂参政，而能够加参政头衔的官员，亦被视为唐朝宰相。到了高宗时期，宰相的头衔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为主，并且很少以三省长官去充任，一般起用侍郎、尚书、御史大夫等官。正如《百官志》所记载：“自唐高宗以后，为宰相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如此一来，三省就沦为了三个执行机构，由多人构成的宰相班子担当起了辅政职责。
二、宋朝中央集权过程中的宰相状况一览
1. 宋初中央集权的步伐
宋初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立国，在他登基以后，相当忌讳这件事，担心后人会效仿。因此宋太祖首要考虑的是兵权的集中，通过“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宋朝中央集权的政改顺利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收了各地的兵权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推行路—州—县行政体制。这个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在让原本属于每一路行省长官（节度使）的职能权力被分化成几块。先后设置了转运使、经略安抚使、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分别将地方的财税、军队、刑名以及国家应急储备职能一一进行分割，其最终结果就是架空了节度使，以便于地方权力更好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宋朝的皇帝又开始考虑在中央政府的领域内，如何让皇权最大化集中的问题。
2. 二府三司制的推行与相权的削弱
关于中央政府皇权的集中问题，宋朝初期的做法是推行二府三司制。所谓二府，指的是三省和枢密院；三司就指的三司衙门。这个制度相当于将原来三省的宰相职权分成三块，成立枢密院，负责调度军队，院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领导各路经略安抚使，直接剥夺了宰相参与军事事务的权利。再成立三司衙门管理财政税收事务，最高长官为三司使，三司使又被称为“计相”，也可以视为宰相。如此一来，原宰相的管理财税大权被分离出后，最后留给宋代宰相（加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三省长官）只剩下中书门下的吏治和法度方面的行政事务了。这还没完，还另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名为助手，实则削弱了相权，巩固了中央集权。南宋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中记载：“自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参政，所以防宰相之专也。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仁宗四十二年，凡三十七人。徽宗二十六年，三十四人。高宗三十六年，四十八人。孝宗二十八年，三十四人……”数量如此庞大的副宰相队伍出现，可想而知，当朝正印宰相还有多少施展权力的空间，沦落到后来只能充当皇帝的传声筒或是替罪羊。
三、宰相任用与君主的治国理政之道
1. 宰相权重，任人唯信
在唐、宋以前，宰相权重而篡位者历历可数。如王莽、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司马伦篡惠帝，刘裕、萧道成、箫衍、陈霸先南朝更替，朱温、石敬瑭、郭威、赵匡胤五代称雄。有了这些前朝故事，唐宋君主自然不希望相权坐大，危及皇权，以致重蹈覆辙。于是唐朝开国索性不设常职相位，而是从现有官员中简拔自己中意之人拜相。这中意之人，必然是皇帝所信任之人。就如唐开国的四位宰相，就与太祖皇帝沾亲带故。另外唐朝宰相的使职化也使得这个兼职非常不稳定，皇帝可以随时提拔他所信任之人，也可以任意贬谪、放逐甚至赐死一个让他起疑心之人。反正宰相也是个临时工，对其的处置连律典的流程都可以不用走。据统计，唐相共计三百多人，居其位死于非命者四十一人，罢相后死于非命者四十二人，占比超过两成。因此赖瑞和先生认为，皇帝的信任是唐朝相权的基础，这与宰相的名分高低，甚至有没有名分都没关系。
2. 广置相位，以削相权
唐朝国祚不过二百九十年，但记入史册的宰相就有三百多人，相权散置，可见一斑。而到了宋朝，在权力已经削减得七零八落的正印宰相下面，又添置了数量可观的副宰相。可以想象，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宰相圈子里，这些大人物们虽然难以掀起谋反的风浪，但同时也难有太大作为。只能说是遇到明君时添砖加瓦，遇到庸君时无力回天。像宋朝二府三司制的推行，名曰“分权共政”。但各个官府衙门以及各部官员之间相互掣肘，将精力花在内耗上面，即便是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身居相位也难以有所作为。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