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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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1-2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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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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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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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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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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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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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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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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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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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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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文学史发展简史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有生活情趣。他们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南宋后期还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但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浩气磅礴,为这期诗坛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后渐呈颓势,这情况到宋初仍未改观。柳开、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复韩柳古文传统,但成绩不大。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荡下,诗文革新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欧阳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华的文风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极力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险怪奇涩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一种富于情韵、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他的散文不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怀人,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即使是纯粹说理的政论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一唱三叹,情见乎辞,颇有特色。在欧阳修的提携指引下,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一时俊彦。王安石的政论散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
第2个回答 2007-11-22
中国的文学发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文学体裁的更变
总是呈跳变的趋势,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中并没有长时间的过
渡,也没有明显的标志。仿佛就是突然的从酝酿中挣脱出来,
马上就成熟了,就可以当作经典来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宋词。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外邦中传来的,起先
是些长短不一的曲子,后来由于文人的介入,而使它慢慢的从
纯粹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变成高尚的,文学殿堂的重要支柱。
李白就写过两首著名的词。但是那时候诗还是占绝对的统治地
位的,这不仅表现在选材用士上,教坊中唱的也是诗 (王之涣
与王昌龄还曾经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二人的优劣) ,可见这时的
词还是很微小的,几乎就没有别人在词上面下过工夫。这或许
也是因为那时的唐诗是无可比拟的。之后的几十年,词一直没
有大的进步。直到温庭筠的时代,忽然就有许多的词人出现了,
居然也就发展出婉约派这一巨大的词的团体,那么词的发展就
已经很完备了——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能
不说它的发展是快的。而且象唐诗的兴盛是经过了南北朝乃至
于隋的发展才有的,那可以说是正常的,反之相比较宋词的诞
生与繁荣,就格外的仓促。但是词从诗之中脱颖而出是一场革
命,而诗从诗中的纯化只是沉淀,或许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比较
勇于接受自己认为还可以而又没有冲突的东西,一旦讲到老祖
宗就英雄气短。
不仅仅是词这样,象起初的五言诗的出现,何尝不是从四言中
撕裂了脱出的呢,不过七言就没那么幸运。象上面所说的《诗
经》,不也是突变的么?而更为显著而有名,也更为意义远大
的例子就是屈原《离骚》的脱颖而出。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的幸
运,因为从那以后,文学就从整体走向个人,个性融入了其中
,而真正的个人创造的时代从此诞生了,从这之后,个人对于
文学的创造转入积极的态度,此后才真正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各种体裁的繁荣,形形色色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离
骚》将个性赋予诗歌后才产生的。
或许屈原才是第一个从战国的乱世中感受到痛苦的文人,更确
切的说是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天才,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郁积要诉
说,他从本身的要求出发,是想寻求宣泄的,诗歌对于他来说,
不再是赞颂的需要了,而是必须要倾诉的压迫。另一方面,他
在长年的放逐中接触了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学的气氛,或许是出
于政治理想的沦丧吧,他并没有对于这些包含了优秀思想与内
容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是非常仔细的予以吸收,——有时候我
也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官迷中居然跑出了这样一位讲求自然美的
士大夫来。但是这样的爱好使他的眼界大大的拓宽了,在很大
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一位文人,才有创造的潜质,也从这时开
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才成为普遍的事实。
我们说,屈原的诗歌不是出于赞颂的目的的,他是完全从个人
的角度,凭着个人的感受来写诗的,这与《诗经》是非常不相
合的,为什么呢,突然,由一个人的缘故,产生出这样的裂变,
并且影响了以后完全的诗歌界,或许我们应当承认这就是历史
发展的必要性。到了那个时代,应当是文体改变的时候了,继
续那种压迫式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带来新鲜的,充满创造力的
气氛的。我们说文学的发展,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我们天性
中就有文学的才能在内么?还是中国的古人就应该作文学的奴
隶?不是的,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执着纯粹是由于愿
望的吸引,在古代又加上升官发财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可
以说人的一切行为从生物的角度来说都是本能的反映,文学也
是一种行为,那么它是那种本能的反映呢?这是人的一种宣泄
的要求,是我们不甘于冷清的寂寞所发出的一种呼喊,在这些
以外,还有创作的要求,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以及思
索的结果,使我们有记录的必要,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就是文
学,倘若一定要说文学是美的再现,是神性在人的躯体中的反
射,我也赞成,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所表现的,还是倾向于
好的一方面,主题是赞美与劝恶。所以有人说文学的主题是美,
这也对。但是对于起初的古人,文学就不仅仅是美了,也不是
那永恒的真,文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人赤裸裸的自我,是对于
一层层压迫的不可理解,是呼喊。文学是工具,正如同人类刚
刚起步的时候的石刀石斧一样,他们凭借这样的工具,在历史
的道路上艰难的前进着,居然还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成果,真是
不简单。
反过来看屈原,他是尤其艰苦,因为他没有效仿的对象,他的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但也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也没有过
多的束缚,他所要做的就是他所想的,完全不用有什么后顾之
忧,在这一点上,他又有其开创的资本。
屈原不但将个性引入了诗歌或者说是文学中,而且他拓宽了文
学的境界,他从民间文学中吸纳而创作的《九章》以及《离骚》
是很经典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诗的凝练与先秦散文的
优秀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裁,这种体裁或
者就是汉赋的前身,因为它们的承接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这
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另外的关于他在内容和表达上的特点,
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
这样的说来,屈原在文学上的贡献就是:
1.个性的引入。
2.体裁的拓宽。
3.对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的吸收。
4.表达上的不拘一格。
之后的时代,就是汉赋的了。那是又一个了不起的辉煌,文学
到了此时又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了,但是它又没有,它的后来
是又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就是由四言到五言的跳入,由散体到
规格范化的跃变。这一突变,才使以后的诗词的发展有了广阔
的天地,也奠定了唐诗宋词傲视天下的先天基础。
--
或有体制未属,音律不谐;人或为笑,己亦自怯。
同读君子,谅哉谅哉。
总是呈跳变的趋势,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中并没有长时间的过
渡,也没有明显的标志。仿佛就是突然的从酝酿中挣脱出来,
马上就成熟了,就可以当作经典来用。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宋词。我们知道词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外邦中传来的,起先
是些长短不一的曲子,后来由于文人的介入,而使它慢慢的从
纯粹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变成高尚的,文学殿堂的重要支柱。
李白就写过两首著名的词。但是那时候诗还是占绝对的统治地
位的,这不仅表现在选材用士上,教坊中唱的也是诗 (王之涣
与王昌龄还曾经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二人的优劣) ,可见这时的
词还是很微小的,几乎就没有别人在词上面下过工夫。这或许
也是因为那时的唐诗是无可比拟的。之后的几十年,词一直没
有大的进步。直到温庭筠的时代,忽然就有许多的词人出现了,
居然也就发展出婉约派这一巨大的词的团体,那么词的发展就
已经很完备了——从无到有,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不能
不说它的发展是快的。而且象唐诗的兴盛是经过了南北朝乃至
于隋的发展才有的,那可以说是正常的,反之相比较宋词的诞
生与繁荣,就格外的仓促。但是词从诗之中脱颖而出是一场革
命,而诗从诗中的纯化只是沉淀,或许中国人的特点就是比较
勇于接受自己认为还可以而又没有冲突的东西,一旦讲到老祖
宗就英雄气短。
不仅仅是词这样,象起初的五言诗的出现,何尝不是从四言中
撕裂了脱出的呢,不过七言就没那么幸运。象上面所说的《诗
经》,不也是突变的么?而更为显著而有名,也更为意义远大
的例子就是屈原《离骚》的脱颖而出。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的幸
运,因为从那以后,文学就从整体走向个人,个性融入了其中
,而真正的个人创造的时代从此诞生了,从这之后,个人对于
文学的创造转入积极的态度,此后才真正的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各种体裁的繁荣,形形色色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离
骚》将个性赋予诗歌后才产生的。
或许屈原才是第一个从战国的乱世中感受到痛苦的文人,更确
切的说是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天才,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郁积要诉
说,他从本身的要求出发,是想寻求宣泄的,诗歌对于他来说,
不再是赞颂的需要了,而是必须要倾诉的压迫。另一方面,他
在长年的放逐中接触了非常浓厚的民族文学的气氛,或许是出
于政治理想的沦丧吧,他并没有对于这些包含了优秀思想与内
容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是非常仔细的予以吸收,——有时候我
也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官迷中居然跑出了这样一位讲求自然美的
士大夫来。但是这样的爱好使他的眼界大大的拓宽了,在很大
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一位文人,才有创造的潜质,也从这时开
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才成为普遍的事实。
我们说,屈原的诗歌不是出于赞颂的目的的,他是完全从个人
的角度,凭着个人的感受来写诗的,这与《诗经》是非常不相
合的,为什么呢,突然,由一个人的缘故,产生出这样的裂变,
并且影响了以后完全的诗歌界,或许我们应当承认这就是历史
发展的必要性。到了那个时代,应当是文体改变的时候了,继
续那种压迫式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带来新鲜的,充满创造力的
气氛的。我们说文学的发展,它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我们天性
中就有文学的才能在内么?还是中国的古人就应该作文学的奴
隶?不是的,我认为我们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执着纯粹是由于愿
望的吸引,在古代又加上升官发财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诱惑。可
以说人的一切行为从生物的角度来说都是本能的反映,文学也
是一种行为,那么它是那种本能的反映呢?这是人的一种宣泄
的要求,是我们不甘于冷清的寂寞所发出的一种呼喊,在这些
以外,还有创作的要求,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以及思
索的结果,使我们有记录的必要,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就是文
学,倘若一定要说文学是美的再现,是神性在人的躯体中的反
射,我也赞成,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所表现的,还是倾向于
好的一方面,主题是赞美与劝恶。所以有人说文学的主题是美,
这也对。但是对于起初的古人,文学就不仅仅是美了,也不是
那永恒的真,文学所体现的,是一个人赤裸裸的自我,是对于
一层层压迫的不可理解,是呼喊。文学是工具,正如同人类刚
刚起步的时候的石刀石斧一样,他们凭借这样的工具,在历史
的道路上艰难的前进着,居然还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成果,真是
不简单。
反过来看屈原,他是尤其艰苦,因为他没有效仿的对象,他的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但也可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也没有过
多的束缚,他所要做的就是他所想的,完全不用有什么后顾之
忧,在这一点上,他又有其开创的资本。
屈原不但将个性引入了诗歌或者说是文学中,而且他拓宽了文
学的境界,他从民间文学中吸纳而创作的《九章》以及《离骚》
是很经典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诗的凝练与先秦散文的
优秀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裁,这种体裁或
者就是汉赋的前身,因为它们的承接关系实在是太明显了,这
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另外的关于他在内容和表达上的特点,
就不用再多说了,那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
这样的说来,屈原在文学上的贡献就是:
1.个性的引入。
2.体裁的拓宽。
3.对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的吸收。
4.表达上的不拘一格。
之后的时代,就是汉赋的了。那是又一个了不起的辉煌,文学
到了此时又应该循序渐进的发展了,但是它又没有,它的后来
是又一个革命性的突变,就是由四言到五言的跳入,由散体到
规格范化的跃变。这一突变,才使以后的诗词的发展有了广阔
的天地,也奠定了唐诗宋词傲视天下的先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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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体制未属,音律不谐;人或为笑,己亦自怯。
同读君子,谅哉谅哉。
第3个回答 2012-12-15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4个回答 2019-10-19
2007年12月29日。。。共16张,本课件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作了详细的概括,便于宏观把握诗歌的发展轨迹,简洁。。。中国诗歌发展简史人教版·中国诗歌发展史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