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塘镇的历史文化

如题所述

沈处士墓:沈处士墓在支塘城东,有墓碑埋地,相传为姚氏所修。碑载处士生平状,因年久失修,已难以辨认。1950年,附近农民开垦荒地时得墓志铭碑文一块,才知道沈处士是明代成化间人,祖居太仓为支塘姚氏女婿。后迁居支塘,生五子,次子为明朝礼部侍郎,因此追赠为处士。
张太姑墓:本镇城隍庙西侧空地上,有个张太姑墓,相传是元末张士城之胞妹,死后埋葬在此。墓穴周围,用石筑成,墓址极广。本乡群众误传为道士坟,实无根据。抗战时期,该墓被日、伪军拆毁,现已垦为农田,痕迹全消。
月姑坟:月姑坟在本镇北街底北城基上,相传为明朝胡月姑搭救海瑞,除奸有功,死后建墓。
褒亲寺:全称褒亲崇惠寺,现为邮电局和房地产公司所在地,原寺内三棵银杏树尚存。褒亲寺始建于北宋时期,明永乐、崇祯年间,主持和尚都曾加以扩建。寺内有宋钟,政和年间(1111—1118年)铸造。明初被毁。嘉靖年间又集资重铸。钟声悠扬,令人神往,诗人顾命舜在《南沙八景》中赋诗“褒亲晚钟”一首:“金轮法院旧僧寮,藓蚀碑横字迹消;听得钟声敲欲断,暮云古树影萧萧”。
贺舍庙:即相传为元末虞宗藩宴客的场所。明初改为庙宇,供祀猛将。庙旁有古银杏三株,所结白果名佛指甲,质糯味香,原树至今还存。解放后,此庙曾改为贺舍小学。
总管庙:总管庙在本镇东胜桥南堍。供奉祀祭金元七,宋敕封为藩王。现已拆建为民房。
古碗:民国二年(1913年),开竣白茆塘时,在本镇东北三里赵家滩附近,出土一丈多深,发现古碗两只。考古者一致认为是宋代古物。民国四年,陈列于南京博物展览会上,后被选送到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获二等奖。展毕后没有取回,现不知所终。
韩瓶: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金兀术领十万金兵南侵,韩世忠出师抗敌,大破兀术于黄天荡。韩世忠的部队曾驻扎过本镇西门街。因士兵抗敌有功,每个士兵犒赏美酒一瓶。吃完后,酒瓶皆抛于附近河中,年深月久,尽入河底淤泥之中。农民于1958年挖河泥积肥时发现很多酒瓶,但完整无损者没有几只,称为“韩瓶”。这种瓶质地粗糙,状如橄榄,色紫褐,今为常熟博物馆收藏。
姚厅:明崇祯壬午年(1624年),京官姚汝化(世居支塘,以太仓州籍中举人,进士)告老还乡,建房舍于支塘东街姚家角嘴,集贤桥东首。其中有大厅一所,厅面积98.4平方米,画栋雕梁,形制古朴,名为姚厅。尚存。今为支塘供销社竹木、农药、化肥门市部作为库房使用。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已列为文物保护。
渡善桥:原名“渡船桥”,横跨白茆塘。清光绪初年,来往行人全靠渡船摆渡,每渡一次,每人付摆渡费一枚铜元,过了两三年,集摆渡费建造了一座木桥,桥脚用柏树,桥面有栏杆,起名“渡船桥”,行人称便。为纪念建桥者乐于行善,改名“渡善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地群众又募款重修。民国三年,白茆塘开直后,因潮水湍急,不到两年此桥就被急流冲塌。此后行人过河仍用渡船摆渡,至今该地仍名渡船桥。
营房基:明朝嘉靖年间,每逢西南风紧,倭寇常乘船在沿江一带肆行抢劫。我乡紧靠长江,亦常遭倭患。当朝派大将戚继光出师防守,曾驻扎本镇东胜桥东首,该地故有营房基之称。
正修书院旧址:清康熙年间,知县黎龙若就支塘镇某祠堂改建为社学,堂额“正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康基田立为正修书院。咸丰十年毁。光绪六年,里人许尧集资重建。光绪二十七年改为两等小学堂。1952年,支塘区人民政府将正修书院旧址新建校舍,供支塘初中补习班使用。曾为支塘中学校舍的一部分。 民以食为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支塘广大农民由于无地或少地,只能过着半饱的生活。农作物产量低,租税又繁重,交租纳税后所剩无几。要是遇上歉收,那景况更惨。我地高乡,棉麦兼种,大、元麦为主粮,常吃麦粞饭、麦粉粥。低乡大米产区,常吃两粥一饭,也有三顿全粥的。青黄不接时,常吃草头、南瓜、麸皮等煮成的糊状食物作为主食,自己腌制的咸菜、酱萝卜作为菜肴。农忙时买一条咸鱼要吃几天,鸡蛋算是好菜了。逢年过节才买点鱼肉,平时很少上市买菜。土改后,我地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渐解决。1963年后,农民的口粮年入均水平达600公斤。棉农由国家供应足够的口粮。1982年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稻区农户家家有余粮,佐食的鱼肉禽蛋已进入寻常人家。逢上节日,菜肴丰盛。喜庆酒席则冷盆、热炒、鲜汤、点心、烟酒一应具全,奢侈之风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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