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917年2月，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在万县城东钟鼓楼上游锦江台处正式设立分关。1925年7月，段祺瑞政府宣布万县正式开埠，从此万县成为四川省第二个直接报关出口的通商口
新万州(13张)岸。杨森于1928年成立万县市自任市长，认为“入其国，田野不辟，教化不修，不可谓之治国；入其市，道涂泥泞，尘秽山积，不可谓之良市”。他“仿欧美各国，移风易俗”，着力推行其“新政”，大刀阔斧开始市政建设，委任留日学生任海暹为工程师，在老城的基础上规划新城，先后修整环城路、文明路、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西山路、果园前路、果园后路、长城路、望江路、电报路等12条泥结碎石马路；动工兴建万安桥、福星桥；开辟钟鼓楼、南津街两处新市场；兴建西山公园，建成高大的西式钟楼，为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武汉的第三大钟楼，至今仍是万州的标志性建筑。继而整顿市容，规划区域，划定商铺、住宅地段，修建公厕，古老的万州面貌一新，商业日臻繁盛，一跃成为四川的三大城市之一，有“成、渝、万”之称。
万县惨案
1926年9月5日，英国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也称“九.五惨案”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 万州旧景
中国革命。英国在长江流域享有的特殊权益最多。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船舰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在华内河航行权，在四川长江江面多次浪沉中国船只。 9月4日，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9月5日，英舰“嘉禾”号、“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进迫万县江岸，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竟开炮轰击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近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万县惨案”。 9月6日，朱德、陈毅推动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并组织了 万州
万县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复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暗公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发出快邮代电，宣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掀起了抗英高潮。9月18日，重庆举行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英示威游行。四川成都、泸州、自贡、綦江、叙府(宜宾)、顺庆(南充)等地，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声援万县人民的爱国斗争。9月23日，杨森秉承吴佩孚的旨意，下令释放了“万通”、“万县”两轮，并压制人民的反英示威运动。万县惨案后掀起的群众性的抗英爱国斗争，被封建军阀的妥协政策所断送。
库里申科
1939年5月，库里申科受苏联人民的委托，率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优秀共产党员，空军少校，大队长。他为人刚直不阿，战斗勇敢顽强，因而被人称为"老虎"。 库里申科和考兹洛夫分别率领两个飞行大队，都装备有先进的"长莎"远程轰炸机。他们的到来，给经常遭受日本空军轰炸的重庆、成都、西安等后方城市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库里申科曾多次过宜昌穿沙市，飞向日寇占领的武汉上空，轰炸日本 库里申科
侵略者的军事设施，几乎每次，他都安全返航。1939年8月中旬，库里申科刚刚结束训练工作，就接受了轰炸任务，他们飞向日寇占领的武汉，敌人以3架米式飞机直扑库里申科大队长的领航机，库里申科击落其中一架，但自己的飞机被击坏了左发动机，只好被迫返航。他用单个发动机飞出了重围，沿长江向西飞去。当飞到了万县上空时，机身失去平衡，不能再飞了。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万县附近居民的安全，他驾驶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流经万县的长江中。飞机尚未沉没时，他叮嘱同机的轰炸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游向江边，并命令他们记住岸边特征标记，以便将来打捞。而库里申科因疲劳过度，被浪头卷入江底。一个月以后，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完整打捞。 飞机入水时，库里申科机上的战友游到岸上脱离了险境，而库里申科大队长由于体力消耗太大，已无力游到岸边。这位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万县人民专门在西山公园为库里申科修建了烈士陵园，他的事迹在库区广为传诵，他的亲人也曾亲到万州凭吊。 2009年9月，库里申科同志荣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称号！
（一）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只有走私，并没有被外国开埠”？
其实，编造万县“民国开埠”本身就有悖历史常识，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
近代，中国被迫开埠并非光彩之事，特指“晚清西方列强强占中国关税”的一段丧权辱国外交。民国之后，中华民族主义兴起，“收复关税自主权”、“争取修约或废约”一直是历届民国政府外交首要目标之一，地方军阀更是千方百计想独霸一方税源，怎么可能会允许外国人再在中国开埠？！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殖民者曾强迫当时的清政府增开“夔府(今奉节)所辖之万县”为新的通商口岸，企图将“万县小码头”从“奉节夔关监督”管辖区，划归“英属重庆殖民海关”管辖。但因“经费浩大、手续繁难、非一时所能猝办”，加之奉节夔府“民众激愤”，万县本地“民情惶恐，万不可行”，故并未开埠。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垮台，四川长期军阀割据，最终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经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四川先后设置的税关仅有“奉节夔关、重庆关、成都关、雅安关、宁远关”。1917年，少数外国不法商人利用四川军阀混战之机，跑到万县私自从事进出口交易。据此，部分万县人坚持认为民国万县是重庆殖民海关的分关。
不过，民国官方档案清楚表明“依照法定程序，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从没公开正式宣布万县为开放口岸”。关于这一点，万州本地学者也承认。这意味着“民国万县私自开放口岸”并没得到国家的最终认可，不具法律效力。非法从事进出口交易在法律上属于“走私”，性质比开埠更恶劣！所以说，所谓的“民国万县开埠史”其实只是少数外国不法商人钻四川军阀混战的空子，私建的走私窝点，民国万县从未被外国开埠！事实上，民国万县也从没有过外国开埠的领事馆，更无外国租界。
民国北京政府末期，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四川”之后，为募集军资曾于1925年短暂“辟万县为商埠”徵收关税，不过，随着政权更迭，很快不了了之。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新《海关进出口税则》，宣告中国关税自主，正式裁撤内地税局及煤油统税徵收局。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军阀“辟商埠”与晚清外国强迫中国“开埠”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中国军阀为募集军资，强夺民利，纯属中国内政；而后者是外国强迫中国开埠，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民国时期，被四川军阀辟为商埠的还有成都等其他城市，但都与清末重庆“被外国殖民者开埠”的性质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近代历史上长江上游只有重庆曾被西方殖民者开过埠！
（二）为什么说“民国四川万县从没有建市”？
判断民国万县是否有过建市，其实很简单，只需核查民国档案，看是否有当时官方的正式批文、程序是否合法、组织机构是否完整有效。但遗憾的是，民国万县居然没有一条符合规定！
众所周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四川曾长期军阀混战。1922年，原川军第二军刘湘因私下勾结外省鄂军，企图借外力消灭川军第一军，引发四川军阀联名声讨，而被迫宣布隐退。杨森由此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接替刘湘，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年7月，杨森攻击川军第一军失利，从重庆败退到下川东，割据夔府（今奉节）。川军第一军鲁平舟部抓住战机“夜袭夔府”，以少胜多大败杨森的1万军马。杨森连夜逃出奉节，投奔湖北鄂军，从此改换门庭归顺北洋军阀吴佩孚。
1923年，杨森在吴佩孚扶持下打回四川，1924年在成都就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成为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可惜，好景不常。随着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出任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杨森失去靠山，但又不甘心就此让出四川军政大权，打算武力统一全川，结果反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成都。1925年11月，杨森在奉节夔府码头乘“美滩轮”再次黯然离川，逃往汉口投奔吴佩孚。
1926年1月，重庆刘湘与黔军袁祖铭因利益纷争决裂，四川战事再起。黔军趁刘湘参加成都会议之机占领重庆，随后迅速东进，企图以重兵封锁川省门户夔门，从而控制四川全局。2月18日黔军攻占忠县，与退守万县的川军形成对峙。杨森旧部唐式遵、潘文华、张邦本等人联名倡议请杨森回川主持大计。杨森借机从汉口乘船返川，3月1日直接抵达川黔两军对峙的万县小城，随即宣布成立所谓的“四川讨贼军总部”，开始以万县为新基地，重新培植势力。最终，黔军在杨森、刘湘等川军共同夹击之下退出四川，刘湘也于6月6日返回老巢重庆。
至此，1926年～1928年杨森临时割据下川东的万县小城，与上川东的重庆刘湘抗衡。杨森虽只是个过路军阀，占领万县的时间也并不长，但仰仗北洋军支持，居然一番折腾，在万县大搞起基地建设，让万县这个小城破天荒开始发迹。野心膨胀的杨森甚至私自把下川东的军政公署从夔州(今奉节)迁至自己的万县基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包括杨森在内的四川各路军阀纷纷倒戈，宣布归顺南京政府。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通过《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并于7月3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执行。《市组织法》共计7章42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人口满20万以上之都市，得依所属省政府之呈请暨国民政府之特许建市。”
客观上，依照这个《市组织法》，民国时期的万县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但1928年11月，一贯骄狂的军阀杨森在既无申报、更无批准的前提下，自己宣称“万县建市”。也就是说，号称“比1929年重庆建市还早的民国万县建市”不过是一个地方军阀自不量力的“自批”闹剧。而且，这场闹剧也只维持了短短的50余天，随着“下川东之战”爆发，“自批市长”杨森就被重庆刘湘赶出了万县。杨森狼狈逃往川东北，寄人篱下，从此一蹶不振，“万县建市”闹剧实际就已结束。对于再次成为丧家之犬的杨森，南京政府下令“川军各将领协同堵截，勿予收容”。
（三）民国重庆、万州实际都是军阀“自批”建市，
民国，四川建市者仅有3个：“成都、重庆、自贡”，但只有“成都”是1928年经四川省政府刘文辉申报、获得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程序合法的中国首批、四川唯一一个建市的城市。
重庆、万县实际都是地方军阀“自批”的市。只不过，“重庆1929年刘湘自批建市”在1934年最终获得国民政府承认，正式成为普通“乙种市”，而“万县1928年杨森自批建市”因为自始至终根本达不到建市的最低标准，所以从没被国民政府承认过，属非法建市。
至于自贡1939年突然建市，纯粹只是因为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物质基地建设的需要，将原“富顺县自流井盐场+荣县贡井盐场”合并，主要由大批劳工短时间拼凑成的一个“非农户口”集聚区。类似于攀枝花、大庆，都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矿区类城市。
另外，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地方行政区是“省、县”两级制，普通“省辖市”与“县”同级，都是省辖，并不比“县”高一等。甚至不如县。例如，抗战时期，自贡虽然建市，但一直隶属“隆昌县的隆富师管区”军政府管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