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翻译如下：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什么叫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理想的局面是百姓无怨无诉，不用向官府求告就能解决问题。其次是不能够达到无诉无怨，但只要百姓有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解决，不在乎地位和地域的差别。也算是天下大治了。
然后用人的身手比喻；人的身体任何一处只要稍有躁痒，手就随即而至。“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但怎样才能做到“天下可使为一身”？他认为，重要的关键是推行仁政。所谓的爱民如子，视君如父。因此，“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实质上是儒家忠恕思想的观点。
笔锋一转，以“今也不然”折引当下，历数弊端。百姓有怨，求告无门。如诉之于天，如诉之于鬼神。高官高高在上不察民情，基层官吏贪污不堪贿赂肆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与前述两相对比，当下的危世败局已赫然在目。何至于此？
一般而言，法治是当政者的首选治国方略。文章把这个论点隐略了。而直接以汉唐朝和宋朝当下作为论据两相比较；“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
汉唐朝的弊端在于法制不明，导致“故小人以无法为奸”。而当下却是法网恢恢，举手动足皆涉法。但贪官污吏却以借法整人敛财，逃避罪责。“故小人以法为奸。”相比之下，结论是显然的：表面意义上的法治与否是起不到安邦治国实际效果的。
议论到此，不禁引人入胜。此路不通，途径何在？之后文章又另辟蹊径“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政事繁多的主要原因是官吏和部门的私利所致。都是变着法要以权谋利。政府系统患了“肠梗阻”。导致不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这就是“壅弊”。
行文到此，才把中心论点“决壅弊”赫然亮出。在列举了王猛治秦的史实，分析了当下官场的各种弊端后，苏轼顺理成章的推出"决壅弊"的措施；“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苏轼的说法简而言之，政治要务实；说到底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执政者要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接地气，做好表率；管治要减省烦民扰民的政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赖于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官吏队伍。他认为表面上的法治与否都不是关键的。
想法不错。但再仔细推敲，如何才能做到“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岂不是又是没有答案的答案。
苏轼还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来看，以人治为基础的儒家仁政理想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史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毕竟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
扩展资料
作者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代表作品
1、《东坡七集》
苏轼的诗文集110卷。包括《东坡集》40卷，《东坡后集》20卷，《东坡奏议》15卷，《东坡外制集》3卷附乐语，《东坡内制集》10卷，《东坡应诏集》10卷，《东坡续集》12卷附校记。
2、《东坡易传》
”全书以“四库全书”中的《东坡易传》为底本，参照其它多种刻本进行校勘整理，并在每一篇章前写了简要评介，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3、《东坡乐府》
东坡乐府，北宋苏轼的词集。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佑年间括苍人叶曾云间南阜书堂刻本（云间，即今之松江），该本子曾于一九五七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一九七九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用影印元刊本作底本，并以《宋六十名家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等本子中所及苏轼词作校，校点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东坡乐府》在宋徽宗崇宁二年与苏轼的其他著作集子一起被禁。
【原文翻译】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什么叫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理想的局面是百姓无怨无诉，不用向官府求告就能解决问题。其次是不能够达到无诉无怨，但只要百姓有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解决，不在乎地位和地域的差别。也算是天下大治了。
然后用人的身手比喻；人的身体任何一处只要稍有躁痒，手就随即而至。“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但怎样才能做到“天下可使为一身”？他认为，重要的关键是推行仁政。所谓的爱民如子，视君如父。因此，“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实质上是儒家忠恕思想的观点。
笔锋一转，以“今也不然”折引当下，历数弊端。百姓有怨，求告无门。如诉之于天，如诉之于鬼神。高官高高在上不察民情，基层官吏贪污不堪贿赂肆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与前述两相对比，当下的危世败局已赫然在目。何至于此？
一般而言，法治是当政者的首选治国方略。文章把这个论点隐略了。而直接以汉唐朝和宋朝当下作为论据两相比较；“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汉唐朝的弊端在于法制不明，导致“故小人以无法为奸”。而当下却是法网恢恢，举手动足皆涉法。但贪官污吏却以借法整人敛财，逃避罪责。“故小人以法为奸。”相比之下，结论是显然的：表面意义上的法治与否是起不到安邦治国实际效果的。议论到此，不禁引人入胜。此路不通，途径何在？之后文章又另辟蹊径“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政事繁多的主要原因是官吏和部门的私利所致。都是变着法要以权谋利。政府系统患了“肠梗阻”。导致不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这就是“壅弊”。行文到此，才把中心论点“决壅弊”赫然亮出。在列举了王猛治秦的史实，分析了当下官场的各种弊端后，苏轼顺理成章的推出"决壅弊"的措施；“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苏轼的说法简而言之，政治要务实；说到底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执政者要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接地气，做好表率；管治要减省烦民扰民的政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赖于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官吏队伍。他认为表面上的法治与否都不是关键的。想法不错。但再仔细推敲，如何才能做到“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岂不是又是没有答案的答案。苏轼还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来看，以人治为基础的儒家仁政理想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史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毕竟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
【原文】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亲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