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党锢之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惨烈的一次党派纷争事件，由于贵族士大夫对于宦官乱政专权现象非常不满，与宦官发生直接冲突，两个派系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断，最后宦官以党人的罪名禁锢了士人终身，所以叫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就是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在位时期。
在东汉王朝灵帝在位时期，当权者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宦官一种是皇亲国戚，两个派系交替专权，但是后来皇帝彻底不管政事，而宦官凭借着皇帝的宠爱就开始任用私人胡作非为，败坏朝政结党营私。这种情况下贵族士大夫跟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他们跟宦官开始了激烈斗争。在党锢之祸发生过程中，后代历史学家普遍把宦官的敌人也就是士大夫贵族归为比较清正廉明的一类人，他们品德高尚后世人都称他们君子，而宦官就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党锢之祸一共只有两次，两次党派纷争一共持续了8年之久，对于东汉王朝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党锢之祸的起因和高潮贯穿整个东汉王朝末期，东汉王朝也正是因为这次惨烈的党派之争而元气大伤，使得皇帝被迫退位。现在关于党锢之祸发生在什么时代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答案，但主要是指桓帝灵帝时期的发生的党锢之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发生过这种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依仗皇上为非作歹的权贵和清廉的有识之士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东汉党锢之祸就是其中之一。党锢之祸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由于宦官凭着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皇帝赋予自己的权利，欺压百姓、败坏社会，引起了朝内那些真正为国家和百姓考虑的士大夫的不满，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东汉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党锢的政争自延熹九年（166），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
第一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3]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4]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5]
河南尹李膺，[6] 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7]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8] 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9] 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10]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11]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12] 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13]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14]
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15]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16]
陈蕃、窦武等人认为宦官这样干涉朝政，不是了局，于是私下商议，趁日食的天象上书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参政，但窦太后认为从汉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是正常现象。虽在窦武等人建议下处死了宦官管霸、苏康等，却保护曹节等人，不愿士人处罚他们。[17]
九月辛亥政变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18]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19]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20]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21] 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22] 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23]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24]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25]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26]
张、谢上书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27] 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28] 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29] 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30] 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31]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32]
大狱再起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33]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34] 汝南督邮吴导奉诏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乡，竟趴在驿舍的床上大哭，范滂听说后说：“一定是因为我（才会这样）。”便要自前往监狱。汝南县令郭揖听说后解掉印绶，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说：我死了祸事就结束了，怎么敢连累您呢？“范滂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遂与李膺、杜密等百馀人被执，庾死。[35]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每户人家即便知道会引来杀身之祸也愿意收留他，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宗族亲戚都被杀害，郡县因此残破不堪。[36]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党锢再起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37]
党锢之祸党锢结束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38]
公元189（中平六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何进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反被宦官诱入后宫杀害。为替何进报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绍领兵冲入皇宫，把宦官杀戮殆尽，结束了外戚宦官长期专权的局面，史称十常侍之乱。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董卓掌权后，大肆淫乱后宫，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腾，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诸侯纷纷讨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蝉和吕布以美人计和反间计才将其杀死。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39]
虽然”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一种形式，但是，面对宦官专权造成的官场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敢于挺身而出，扬清激浊，不仅是对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一种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因而带有一定的正义性，应给予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