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代270多年中，始终面临着北方民族的袭扰和威胁，在长期激烈的边防斗争中，形成并逐渐完善了边防思想。
建国之初，明朝国力强盛，兵精将勇，所向无敌，但朱元璋基于“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的认识，决定对不威胁中国的绝不兴兵征讨，期于“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对逃往漠北的残元势力，也只是采取“固守疆圉，防其侵扰”的防御战略。屯田积粟，坚诸隘，谨斥堆，严加戒备；来则御之，去则不追，保持边境安宁。其后国力衰弱，边备废弛，蒙古族内犯加剧，后金在辽东崛起，边防问题日益突出，边防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发展，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内修者，外攘之本，治理好国家是巩固边防的先决条件。“戎敌为患，自古有之，惟人君修德于上，人臣效忠于下，则其患未有不平者。”（《少保于公奏议》卷2《兵部为边务事》）也就是说，在上的皇帝能勤于政事，图强治国，实行有益于人民的政策，在下的大臣能尽心效力，竭诚报国；国家强盛，外来的袭扰是完全可以平息的。而且“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因此，帝王之治，详内而略外，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第二，内修战守，以守为本。内修战守，首先要增强边防设施：修长城，增城堡，设险以守。其次，广屯戍，且耕且守，使边防充实，粮饷不匮乏。再次，广斥堠，遣间谋，砚知敌情，以预先做好防御准备。但更要紧的是择名将，重将权。“守边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则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则其备弛，其政隳。故凡择良将以重委托，设文臣以资参辅，列士马以备攻守，运粮草以供馈饷，修器械以御冲突之数者，皆关守之要多，而尤重于所用之得人。”总之是要多方做好防守准备，常备不懈。但要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要战、守、和迭相为用。“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在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后来，在辽东熊廷弼、袁崇焕进一步提出战、守、款的关系。“守为正著，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守是基本的，以守挫败进攻之敌，以守赢得战的机会；守而后战，守战交替，且守且战；款是辅助的，以款来增强守的能力。
第三，建立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设险以守，守之边墙，守之于旷野，守之于城堡。守边之计，“莫急于修边”。修建边墙，“增其卑使崇，筑其虚使坚”（《皇明九边考》卷1《经略总考·明战守》），构筑一道坚固的屏障，然后派精兵驻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敌人一旦溃墙而人，“斯时斯际以战为主”。即以重兵截其向往，扼其险隘，挡其长驱。所谓重兵不仅人数多，而且要“多造战车，众置火器”；“惟车最能捍御”，火器是中国的长技。为保障能抵御敌人的众多兵力，各个防区自己要建立重兵集团，防区内部和防区之间要互相支援。这样才能在野战中抗击敌人。同时“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地土，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人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守，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城堡自备火器器械，进行防御。敌人如小规模进犯，各堡可自行抵御；如大规模人犯，各堡要低御一二大，各路援军到达，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样敌人野无所掠，攻无所获，势必撤退或被歼。
第四，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恢复失地。明在永乐之后就失去了大宁等地，万历之后大片辽东土地为努尔哈赤所占，为了恢复这些失去的土地，军事家提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逐步恢复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一要守，守要凭借城池，多备火器，坚壁清野，进行死守。二要筑，就是收复一地要筑好城池，以便坚守。三要屯，计地授田，使粮饷不致馈乏。四要战，当敌人进攻城池不得手撤退时，“乘间击精”。“既复之地便当随地分认，设立专官；未复之地宜分头探哨，渐图恢复……逐堡修理，计地授田，哨探远而烽堠明，地日辟而饷日减。明年复几城，又具题分信，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这是步步为城，逐步推进的恢复战略。
第五，以土著守其土。明代人提出了招募土著以弥补边防守军不足的主张。西北边民自幼熟悉战事，善骑射，比较剽悍；生长边疆，熟悉敌情；热爱家乡，仇恨袭扰之敌。这些是外地调来的士兵难与之相比的。招募这些土人守卫当地，安排好他们生活，作战立功给以厚赏，他们就会为保卫家乡而勇敢作战。这一以土著守其土的思想，后来在辽东被孙承宗发展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江人”的思想。
第六，恩威交用，剿抚兼施。在边防斗争中，对袭扰边境的敌人，明人还提出了重政治招抚，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主张。“顺者抚，逆者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顺而又逆则又剿之”，以威慑其暴，以惠感其心。只用威不行，因为只用威，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只用惠也不行，因为只用惠不能制止他们的袭扰。所以必须恩威并用，剿抚兼施。但明人很注重招抚，“中国之驭夷狄，因当振之以兵威，犹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恩威并立，足制其心，斯计之上，而俘斩论功则第二义也”（许论：《九边图论·辽东》）。“结其心”、“制其心”，都是要使这些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心悦诚服，这样和平才会是长久的。
第七，输入华夏文化，使游牧民族迅速“类我”。徐光启认为“文盛则武衰，自然之势也”，“世下渐文，亦自然之势也”（《徐光启集》卷1《服戎策》）。如果鞑靼不是犯边，而是与我和好，为了永久和平，除了火器之外，其他凡是可以令鞑靼迅速发展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给他。他们改变了狩猎的生活方式，“深耕易耨，彼中多沃野，大饶矣。食于沃土之毛，必且久驻，久驻必且屋居，屋居必且为城郭，屋居城郭，不必为吾患矣”。鞑靼会发展趋势必然是这样的。“虏之终类我也，亦百年之后，必至之势也”。这是以改变鞑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办法来消除边患，达到永久和平。
建国之初，明朝国力强盛，兵精将勇，所向无敌，但朱元璋基于“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的认识，决定对不威胁中国的绝不兴兵征讨，期于“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对逃往漠北的残元势力，也只是采取“固守疆圉，防其侵扰”的防御战略。屯田积粟，坚诸隘，谨斥堆，严加戒备；来则御之，去则不追，保持边境安宁。其后国力衰弱，边备废弛，蒙古族内犯加剧，后金在辽东崛起，边防问题日益突出，边防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发展，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内修者，外攘之本，治理好国家是巩固边防的先决条件。“戎敌为患，自古有之，惟人君修德于上，人臣效忠于下，则其患未有不平者。”（《少保于公奏议》卷2《兵部为边务事》）也就是说，在上的皇帝能勤于政事，图强治国，实行有益于人民的政策，在下的大臣能尽心效力，竭诚报国；国家强盛，外来的袭扰是完全可以平息的。而且“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因此，帝王之治，详内而略外，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第二，内修战守，以守为本。内修战守，首先要增强边防设施：修长城，增城堡，设险以守。其次，广屯戍，且耕且守，使边防充实，粮饷不匮乏。再次，广斥堠，遣间谋，砚知敌情，以预先做好防御准备。但更要紧的是择名将，重将权。“守边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则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则其备弛，其政隳。故凡择良将以重委托，设文臣以资参辅，列士马以备攻守，运粮草以供馈饷，修器械以御冲突之数者，皆关守之要多，而尤重于所用之得人。”总之是要多方做好防守准备，常备不懈。但要以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要战、守、和迭相为用。“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在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后来，在辽东熊廷弼、袁崇焕进一步提出战、守、款的关系。“守为正著，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守是基本的，以守挫败进攻之敌，以守赢得战的机会；守而后战，守战交替，且守且战；款是辅助的，以款来增强守的能力。
第三，建立多层次的防御体系。设险以守，守之边墙，守之于旷野，守之于城堡。守边之计，“莫急于修边”。修建边墙，“增其卑使崇，筑其虚使坚”（《皇明九边考》卷1《经略总考·明战守》），构筑一道坚固的屏障，然后派精兵驻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敌人一旦溃墙而人，“斯时斯际以战为主”。即以重兵截其向往，扼其险隘，挡其长驱。所谓重兵不仅人数多，而且要“多造战车，众置火器”；“惟车最能捍御”，火器是中国的长技。为保障能抵御敌人的众多兵力，各个防区自己要建立重兵集团，防区内部和防区之间要互相支援。这样才能在野战中抗击敌人。同时“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地土，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人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守，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城堡自备火器器械，进行防御。敌人如小规模进犯，各堡可自行抵御；如大规模人犯，各堡要低御一二大，各路援军到达，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样敌人野无所掠，攻无所获，势必撤退或被歼。
第四，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恢复失地。明在永乐之后就失去了大宁等地，万历之后大片辽东土地为努尔哈赤所占，为了恢复这些失去的土地，军事家提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逐步恢复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一要守，守要凭借城池，多备火器，坚壁清野，进行死守。二要筑，就是收复一地要筑好城池，以便坚守。三要屯，计地授田，使粮饷不致馈乏。四要战，当敌人进攻城池不得手撤退时，“乘间击精”。“既复之地便当随地分认，设立专官；未复之地宜分头探哨，渐图恢复……逐堡修理，计地授田，哨探远而烽堠明，地日辟而饷日减。明年复几城，又具题分信，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这是步步为城，逐步推进的恢复战略。
第五，以土著守其土。明代人提出了招募土著以弥补边防守军不足的主张。西北边民自幼熟悉战事，善骑射，比较剽悍；生长边疆，熟悉敌情；热爱家乡，仇恨袭扰之敌。这些是外地调来的士兵难与之相比的。招募这些土人守卫当地，安排好他们生活，作战立功给以厚赏，他们就会为保卫家乡而勇敢作战。这一以土著守其土的思想，后来在辽东被孙承宗发展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江人”的思想。
第六，恩威交用，剿抚兼施。在边防斗争中，对袭扰边境的敌人，明人还提出了重政治招抚，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主张。“顺者抚，逆者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顺而又逆则又剿之”，以威慑其暴，以惠感其心。只用威不行，因为只用威，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只用惠也不行，因为只用惠不能制止他们的袭扰。所以必须恩威并用，剿抚兼施。但明人很注重招抚，“中国之驭夷狄，因当振之以兵威，犹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恩威并立，足制其心，斯计之上，而俘斩论功则第二义也”（许论：《九边图论·辽东》）。“结其心”、“制其心”，都是要使这些少数民族的头面人物，心悦诚服，这样和平才会是长久的。
第七，输入华夏文化，使游牧民族迅速“类我”。徐光启认为“文盛则武衰，自然之势也”，“世下渐文，亦自然之势也”（《徐光启集》卷1《服戎策》）。如果鞑靼不是犯边，而是与我和好，为了永久和平，除了火器之外，其他凡是可以令鞑靼迅速发展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给他。他们改变了狩猎的生活方式，“深耕易耨，彼中多沃野，大饶矣。食于沃土之毛，必且久驻，久驻必且屋居，屋居必且为城郭，屋居城郭，不必为吾患矣”。鞑靼会发展趋势必然是这样的。“虏之终类我也，亦百年之后，必至之势也”。这是以改变鞑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办法来消除边患，达到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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