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濂,又称景濂,号潜溪,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一代大儒,大明朝开国大臣。
元末明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严冬一般的时期,元末腐败横行,儒家文化严重边缘化,直到农民战争大起,文化的考验,惨烈的战火烧遍大江南北,这段英雄辈出的岁月,却是中华文明结结实实的浩劫。
而宋濂,便生长在这浩劫里,在那个学问一文不值的时代,宋濂偏偏满腹经纶,他早年闻名天下却隐避归山终不仕元,人到中年应朱元璋所邀出山辅佐,大明初建,百废待兴,宋濂一生所学,终于灿烂绽放。
另外一说,如今我们在众多影视中所看到的宋濂,除了教太子读书的场景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印象,但事实上,放在历史上,宋濂可以说是大明不可或缺之重臣,亦是中华文明的振兴者。
正道年间学者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中将宋濂评价为大明开朝的祥瑞之人:
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若景濂者,非天启之以翊初运者乎?
郑晓《皇明名臣记》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宋濂说的一句话:
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
可以说,宋濂在当时可谓受尽极宠,可谁又能料到,这份惠及子孙的恩宠最后却受胡党之狱牵连带来大祸,宋濂全家难以幸免,在太子和马皇后的力保之下,宋濂逃过一劫,被徙至四川茂州,最终卒于夔州,让人不胜唏嘘。
可以说,宋濂受过无上荣宠,亦受过无限屈辱,而他一生,又不可谓不伟大,曾经文化惨淡的大明朝,因为他而建立了成熟的科举制度,不可计数的文人士子也因他走上历史舞台,欣欣向荣的文化,追根溯源,宋濂是最沉默的奠基者。
博闻强识,少有才名
1310年,宋濂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宋守富官拜太常少卿,父亲宋文昭在至正时期官至礼部尚书,家世看起来相当不错,无奈生逢乱世,这样的家庭也未能给他的人生路增添一点点便利。
宋濂为其母怀孕满七月而生,早产体弱,宋濂幼时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好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才保他幼年无痛无灾。
也正因为少年体弱,宋濂自小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学习上,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明史》中有记载: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
宋濂六岁时,便能一日便读完唐人李瀚编著的《蒙求》,其后日记两千言。九岁能作诗,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六里人张继之听说宋濂善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问多少日可通背四书经传,宋濂说只需一周。张继之不信,随机抽取杂书、稗记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诵,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张继之大为惊异,对宋濂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随名师学习。
稍长大后,宋濂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这几位可以说是当时文坛有名的大家,而宋濂也受几位老师影响颇深,后来宋濂在《浦阳人物记》及《金华黄先生行状》中对几位老师尤为尊崇,不乏溢美之词。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对几位也有夸赞:
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朝之后劲。濂初从莱学,既又学于贯与溍,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从闻人梦吉讲贯五经,其学问亦具有根柢。
可以说,宋濂后来之所以能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与他少年时接受到名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拒不仕元,转而问道
像宋濂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但宋濂的政治眼光却格外独到,当时已至元末,多地农民义军已经揭竿而起,元朝势必气数将尽,因此宋濂并没有打算跟着元朝走向穷途末路。
1349年即元顺帝九年,学成之后的宋濂已经具有一定名气,并受到很多人举荐,顺帝召他为翰林编修,宋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
第二年,宋濂为避元朝廷召见隐居龙门山,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上山写书,此举其实跟刘伯温有很大关系,刘伯温曾在《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序》中促他入山:
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
苟成仙,勿相忘,宋濂没能修道成仙,却成为了大明朝的开国文臣,当时在元朝廷为仕的刘伯温没有想到,后来宋濂会和他一起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应诏仕明,教授太子
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转年其将婺州改为宁越府,同时任命王宗显为知府,于是就派人将宋濂等人找来,聘其为经师。
第二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罪惟录》中记载“帝曰:‘吾徐将军,淮阴无以过。即安得留侯者?’对曰:‘金华宋景濂可为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帝曰:‘以孤所闻,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自是二公合举王业。”从此,宋濂与刘基共同成为了朱元璋手下的左膀右臂。《明史》中讲到了他们两人的分工:“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刘基主要是军事谋臣,而宋濂的作用就是文臣。
同年七月,宋濂又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也正是那个时期,宋濂与太子朱标建立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开国之初,两修元史
1368年,朱元璋开国号洪武,同年十二月,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官。
说到宋濂与王袆,当时朱元璋对二人皆有很高评价,认为宋、王二人各有所长,对王袆说:“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朱元璋是一个急性子,开国之初便撰前朝史,其心态也是昭然若揭,王春南在《宋濂评传》揭示了其中原因:除了总结历史经验之外,修纂《元史》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告元朝作为一个朝代已经结束,新建立的明王朝‘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以便绝了元朝残余势力复辟故元之心。
出于这种原因,朱元璋对撰修《元史》催促得十分紧迫,宋濂等人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将百万余字的《元史》修成。
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
尽管两次修订,《元史》仍然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本史没有修《艺文志》,余外的错误、重复、牴牾之处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时间紧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元朝的史料大多是用蒙文书写,而宋濂不认识蒙文,虽然当时也请了一些人做翻译,可是翻译出来的文本,其准确度和真伪,宋濂也完全无法鉴别,这才使得到了民国年间,柯劭忞重新写了一部《新元史》。
谨小慎微,极受隆宠
作为大明朝开国辅佐之臣,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朱元璋所发布的重要命令和规章制度等大多出自宋濂之手,《明史》本传上称他:
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明初的重要文献,如《大明日历》《皇明宝训》《大明律》《洪武圣政记》等,也均出自宋濂之手,从这个侧面也看出朱元璋对他的重用。《翰林院承旨诰文》中说:
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于群儒中选,皆非真儒人,各虚名而已。独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规,宜堪承旨。
常伴君王两侧,宋濂有着自己的处事法则,十分谨慎检点,有所陈说,毫不文饰隐蔽,坦诚而透明。《玉堂丛语·卷五》中有记载: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
郑晓在《皇明名臣记》也有说:
上喜公善谏,公深密不泄禁中语,有奏,辄焚稿。尝书‘温树’二字室中,或问朝廷事,指二字不对。
对于这样规规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满意的,当着朝廷众臣赞誉宋濂:
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所谓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矣。
可以说宋濂得到了朱元璋莫大的肯定,以至于一家三代均在朝为官颇受重用,“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宋濂有感皇恩,时常告诫子孙要“诚敬忠勤”:
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自效万一耳。
伴君如伴虎,纵然收到极高的恩宠,宋濂自始至终都谨小慎微,曾几番提出要辞职还乡。明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岁,朱元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了一种名为“绮”的绫罗绸缎,并说:“藏此绮,俟三十二年后作百岁衣也。”言外之意,则是希望宋濂长命百岁,君臣之间,如此说来这是何等的恩宠。
可没有人能料到,就算恩宠如斯,宋濂却还是没能躲过君臣之祸。
休而归乡,老而罹祸
退休之后,他愈加谨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贫士一般,埋首读书著述,两耳不闻窗外事,有林下之风,后来,王袆在《宋太史传》中对宋濂有描述:
景濂状貌丰厚,美须髯......性疏旷,不喜事检束,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帻。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
同乡弟子郑楷在《宋公濂行状》亦写道:
先生惟刻意为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
他自以为俯仰无愧,闭门读书,不问时事,当然是想避开是非,然而儿孙尚身处官场,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并没有放过他。
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长孙宋慎牵扯到了胡惟庸案,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胡党之狱,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狱,而后宋慎被杀,宋濂也被定为死罪。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对师父尊崇备至的太子朱标,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流着眼泪向父皇求情,甚至以自杀相逼,加之马皇后也为之说情,朱元璋虽刚愎自用,却也惧内,迫不得已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将宋濂全家流放到茂州。
虽说为开国前臣,流放之途却未得到丝毫礼待,宋濂作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长途跋涉,不论行路还是坐下歇脚,都不能打开枷锁,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臣来说,这是何等的耻辱!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宋濂便在夔州一命呜呼。
曾被太祖高皇帝推崇为“君子”、“贤者”、“纯臣”的宋濂,最终却“不能获于正寝”,宋濂的逝去让人实在惋惜,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方孝孺耿耿于怀,难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说: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
是非难论,伟绩不朽
如今我们思及宋濂,其实也很难理解在开国初便立下赫赫之功的开国元老,何以落到这样的下场。
或许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答案:宋濂在退休时,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
常人看来似乎只是简单的留别之语,可若细细一看,“迹应稀”三字格外耐人寻味,此外,太祖高皇帝还有一声叹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这样一看,所谓的留别,所谓的提醒,却还是一句隐晦的警告,太祖的意思其实显而易见,不外乎是让宋濂避开朝堂,不论政事,毕竟,作为伴君二十余年的内阁大臣,宋濂知道的太多了。
宋濂没有多想,隐退还留有余忠,他回应了两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此后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见一次,还经常写信给太子,以师父的身份给予指点。
我想,这或许成为了他晚年罹祸的因素之一,焦竑在《玉堂丛语》中也有类似猜测,他认为宋氏之祸,在于“乃讳迹焉”,隐喻宋濂没有遵守“此后迹应稀”的旨意,招致大祸。
当然,所有的是非早已说不清楚,却好在,这样一位名臣,没有黯然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之下,1496年,宋濂身后百余年,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明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而纵看宋濂一生,除了在开国建制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文学及文化方面,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张王治在《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中有评价:
如金华宋文宪先生为胜,国初一代文章之冠。
此外,继元开明,蒙汉文化交替之际,宋濂对于文化的恢复功不可没,大明朝的国子监教育制度,是他亲自制定,大明朝的皇家图书馆大本堂,是他亲自主持,还有大明朝的科举考试规则,这个规则曾经受尽诟病,但有一个贡献,却是历史公认:降低了科举门槛的大明朝,给了更多草根读书人机会,这一点,从诸多明朝名臣的草根身份上,早已印证。
是非功过自在人心,千百年来,我们很少再讨论宋濂所牵涉的那桩祸事,而他早已在历史中屹立不朽。
正是有了像宋濂这般为华夏之文化前仆后继者,巍巍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如今天般绚烂绽放。
元末明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严冬一般的时期,元末腐败横行,儒家文化严重边缘化,直到农民战争大起,文化的考验,惨烈的战火烧遍大江南北,这段英雄辈出的岁月,却是中华文明结结实实的浩劫。
而宋濂,便生长在这浩劫里,在那个学问一文不值的时代,宋濂偏偏满腹经纶,他早年闻名天下却隐避归山终不仕元,人到中年应朱元璋所邀出山辅佐,大明初建,百废待兴,宋濂一生所学,终于灿烂绽放。
另外一说,如今我们在众多影视中所看到的宋濂,除了教太子读书的场景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印象,但事实上,放在历史上,宋濂可以说是大明不可或缺之重臣,亦是中华文明的振兴者。
正道年间学者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中将宋濂评价为大明开朝的祥瑞之人:
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若景濂者,非天启之以翊初运者乎?
郑晓《皇明名臣记》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宋濂说的一句话:
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
可以说,宋濂在当时可谓受尽极宠,可谁又能料到,这份惠及子孙的恩宠最后却受胡党之狱牵连带来大祸,宋濂全家难以幸免,在太子和马皇后的力保之下,宋濂逃过一劫,被徙至四川茂州,最终卒于夔州,让人不胜唏嘘。
可以说,宋濂受过无上荣宠,亦受过无限屈辱,而他一生,又不可谓不伟大,曾经文化惨淡的大明朝,因为他而建立了成熟的科举制度,不可计数的文人士子也因他走上历史舞台,欣欣向荣的文化,追根溯源,宋濂是最沉默的奠基者。
博闻强识,少有才名
1310年,宋濂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宋守富官拜太常少卿,父亲宋文昭在至正时期官至礼部尚书,家世看起来相当不错,无奈生逢乱世,这样的家庭也未能给他的人生路增添一点点便利。
宋濂为其母怀孕满七月而生,早产体弱,宋濂幼时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好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才保他幼年无痛无灾。
也正因为少年体弱,宋濂自小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学习上,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明史》中有记载: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
宋濂六岁时,便能一日便读完唐人李瀚编著的《蒙求》,其后日记两千言。九岁能作诗,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六里人张继之听说宋濂善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问多少日可通背四书经传,宋濂说只需一周。张继之不信,随机抽取杂书、稗记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诵,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张继之大为惊异,对宋濂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随名师学习。
稍长大后,宋濂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这几位可以说是当时文坛有名的大家,而宋濂也受几位老师影响颇深,后来宋濂在《浦阳人物记》及《金华黄先生行状》中对几位老师尤为尊崇,不乏溢美之词。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对几位也有夸赞:
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朝之后劲。濂初从莱学,既又学于贯与溍,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从闻人梦吉讲贯五经,其学问亦具有根柢。
可以说,宋濂后来之所以能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与他少年时接受到名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拒不仕元,转而问道
像宋濂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但宋濂的政治眼光却格外独到,当时已至元末,多地农民义军已经揭竿而起,元朝势必气数将尽,因此宋濂并没有打算跟着元朝走向穷途末路。
1349年即元顺帝九年,学成之后的宋濂已经具有一定名气,并受到很多人举荐,顺帝召他为翰林编修,宋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
第二年,宋濂为避元朝廷召见隐居龙门山,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上山写书,此举其实跟刘伯温有很大关系,刘伯温曾在《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序》中促他入山:
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
苟成仙,勿相忘,宋濂没能修道成仙,却成为了大明朝的开国文臣,当时在元朝廷为仕的刘伯温没有想到,后来宋濂会和他一起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应诏仕明,教授太子
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转年其将婺州改为宁越府,同时任命王宗显为知府,于是就派人将宋濂等人找来,聘其为经师。
第二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罪惟录》中记载“帝曰:‘吾徐将军,淮阴无以过。即安得留侯者?’对曰:‘金华宋景濂可为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帝曰:‘以孤所闻,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自是二公合举王业。”从此,宋濂与刘基共同成为了朱元璋手下的左膀右臂。《明史》中讲到了他们两人的分工:“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刘基主要是军事谋臣,而宋濂的作用就是文臣。
同年七月,宋濂又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也正是那个时期,宋濂与太子朱标建立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开国之初,两修元史
1368年,朱元璋开国号洪武,同年十二月,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官。
说到宋濂与王袆,当时朱元璋对二人皆有很高评价,认为宋、王二人各有所长,对王袆说:“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朱元璋是一个急性子,开国之初便撰前朝史,其心态也是昭然若揭,王春南在《宋濂评传》揭示了其中原因:除了总结历史经验之外,修纂《元史》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告元朝作为一个朝代已经结束,新建立的明王朝‘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以便绝了元朝残余势力复辟故元之心。
出于这种原因,朱元璋对撰修《元史》催促得十分紧迫,宋濂等人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将百万余字的《元史》修成。
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
尽管两次修订,《元史》仍然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本史没有修《艺文志》,余外的错误、重复、牴牾之处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时间紧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元朝的史料大多是用蒙文书写,而宋濂不认识蒙文,虽然当时也请了一些人做翻译,可是翻译出来的文本,其准确度和真伪,宋濂也完全无法鉴别,这才使得到了民国年间,柯劭忞重新写了一部《新元史》。
谨小慎微,极受隆宠
作为大明朝开国辅佐之臣,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朱元璋所发布的重要命令和规章制度等大多出自宋濂之手,《明史》本传上称他:
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明初的重要文献,如《大明日历》《皇明宝训》《大明律》《洪武圣政记》等,也均出自宋濂之手,从这个侧面也看出朱元璋对他的重用。《翰林院承旨诰文》中说:
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于群儒中选,皆非真儒人,各虚名而已。独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规,宜堪承旨。
常伴君王两侧,宋濂有着自己的处事法则,十分谨慎检点,有所陈说,毫不文饰隐蔽,坦诚而透明。《玉堂丛语·卷五》中有记载: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
郑晓在《皇明名臣记》也有说:
上喜公善谏,公深密不泄禁中语,有奏,辄焚稿。尝书‘温树’二字室中,或问朝廷事,指二字不对。
对于这样规规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满意的,当着朝廷众臣赞誉宋濂:
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所谓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矣。
可以说宋濂得到了朱元璋莫大的肯定,以至于一家三代均在朝为官颇受重用,“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宋濂有感皇恩,时常告诫子孙要“诚敬忠勤”:
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自效万一耳。
伴君如伴虎,纵然收到极高的恩宠,宋濂自始至终都谨小慎微,曾几番提出要辞职还乡。明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岁,朱元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了一种名为“绮”的绫罗绸缎,并说:“藏此绮,俟三十二年后作百岁衣也。”言外之意,则是希望宋濂长命百岁,君臣之间,如此说来这是何等的恩宠。
可没有人能料到,就算恩宠如斯,宋濂却还是没能躲过君臣之祸。
休而归乡,老而罹祸
退休之后,他愈加谨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贫士一般,埋首读书著述,两耳不闻窗外事,有林下之风,后来,王袆在《宋太史传》中对宋濂有描述:
景濂状貌丰厚,美须髯......性疏旷,不喜事检束,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帻。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
同乡弟子郑楷在《宋公濂行状》亦写道:
先生惟刻意为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
他自以为俯仰无愧,闭门读书,不问时事,当然是想避开是非,然而儿孙尚身处官场,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并没有放过他。
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长孙宋慎牵扯到了胡惟庸案,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胡党之狱,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狱,而后宋慎被杀,宋濂也被定为死罪。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对师父尊崇备至的太子朱标,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流着眼泪向父皇求情,甚至以自杀相逼,加之马皇后也为之说情,朱元璋虽刚愎自用,却也惧内,迫不得已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将宋濂全家流放到茂州。
虽说为开国前臣,流放之途却未得到丝毫礼待,宋濂作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长途跋涉,不论行路还是坐下歇脚,都不能打开枷锁,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臣来说,这是何等的耻辱!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宋濂便在夔州一命呜呼。
曾被太祖高皇帝推崇为“君子”、“贤者”、“纯臣”的宋濂,最终却“不能获于正寝”,宋濂的逝去让人实在惋惜,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方孝孺耿耿于怀,难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说: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
是非难论,伟绩不朽
如今我们思及宋濂,其实也很难理解在开国初便立下赫赫之功的开国元老,何以落到这样的下场。
或许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答案:宋濂在退休时,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
常人看来似乎只是简单的留别之语,可若细细一看,“迹应稀”三字格外耐人寻味,此外,太祖高皇帝还有一声叹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这样一看,所谓的留别,所谓的提醒,却还是一句隐晦的警告,太祖的意思其实显而易见,不外乎是让宋濂避开朝堂,不论政事,毕竟,作为伴君二十余年的内阁大臣,宋濂知道的太多了。
宋濂没有多想,隐退还留有余忠,他回应了两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此后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见一次,还经常写信给太子,以师父的身份给予指点。
我想,这或许成为了他晚年罹祸的因素之一,焦竑在《玉堂丛语》中也有类似猜测,他认为宋氏之祸,在于“乃讳迹焉”,隐喻宋濂没有遵守“此后迹应稀”的旨意,招致大祸。
当然,所有的是非早已说不清楚,却好在,这样一位名臣,没有黯然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之下,1496年,宋濂身后百余年,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明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而纵看宋濂一生,除了在开国建制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文学及文化方面,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张王治在《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中有评价:
如金华宋文宪先生为胜,国初一代文章之冠。
此外,继元开明,蒙汉文化交替之际,宋濂对于文化的恢复功不可没,大明朝的国子监教育制度,是他亲自制定,大明朝的皇家图书馆大本堂,是他亲自主持,还有大明朝的科举考试规则,这个规则曾经受尽诟病,但有一个贡献,却是历史公认:降低了科举门槛的大明朝,给了更多草根读书人机会,这一点,从诸多明朝名臣的草根身份上,早已印证。
是非功过自在人心,千百年来,我们很少再讨论宋濂所牵涉的那桩祸事,而他早已在历史中屹立不朽。
正是有了像宋濂这般为华夏之文化前仆后继者,巍巍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如今天般绚烂绽放。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