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韩非的代表性作品是《韩非子》。
韩非的文章由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五十五篇列举如下: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难言第三、爱臣第四、主道第五、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扬权第八、八奸第九、十过第十、孤愤第十一、说难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奸劫弑臣第十四、亡征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备内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饰邪第十九、解老第二十、喻老第二十一、说林上第二十二、说林下第二十三、观行第二十四等。
文学成就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韩国的贵族,自幼敏而好思,他与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况为师。在“战国七雄”争强之际,韩国势力最弱,经常受到魏、楚、秦等强国的欺凌,韩非为此不胜感慨。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倡仪变法富国、积财强兵。但韩桓惠王韩安昏庸无能,不辨良莠,不采纳韩非的主张。
韩非不善辞令,常常因不能在口头上把道理说清而急躁红面。但他才学渊博,文思神俊。他见韩王不采用他的主张,便发愤著书立说,阐明变法图强的道理。
他纵观天下“争于气力”的利害形势,针对韩国法不彻底的弊端,又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已处于动荡时期,礼崩乐坏,想用昔日宽厚的政治来治理民众,就像不用绳索、马鞭去制服野马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指出只有严峻的刑罚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写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文章,俱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有度》、《用人》、《内外储》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讲治国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辞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纵横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为社会上的五种蠹虫,即五种有害之民。说“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借助仁义进行政治说教,讲究仪容礼服,修饰游说言辞,以乱当今法度,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来沽用钱财行贿,请托权贵,沈避汗马之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他认为,只有农民和兵士才是国家有用之民。此种言论,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极深的时代烙印。
韩非很善于运用简明寓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对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种嘲笑。韩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和氏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国,他认为治国不能离开法律,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刑律制服不了民众。但君主制订出法律后,还要有一套权术驾驭臣下,有一定的权势推行法令。否则法令不能贯彻,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另外,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只有通过奖励耕战,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军事力量,然后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
秦王嬴政对韩非的主张大加赞赏;他也认为文章的作者定是个杰出之人,因而对作者特别敬佩。他对大臣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谈话),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并指名要韩非到秦国来。韩王安为政昏庸,不知韩非有杰出之才,便答应秦国的要求,让韩非出使秦国,名义上是韩非被邀访秦。果然韩非奉命使秦,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谈话投机,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国,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但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说明秦韩为近邻,不能略韩国。书中又揭发了秦王的特使姚贾是个“梁父大盗”,说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这使姚贾与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们自知才华不及韩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机向秦王诽谤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之子,是为韩国谋利益的。今大王要并吞诸侯统一全国,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万不可重用他。时间久了,再放他回韩,无疑是自留后患,不如借此杀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宠臣,秦王对李斯等人的诬陷自然是信赖无疑,尽管韩非与秦王相见如故,接待如宾,但秦王还是把他投入监狱,以观动静。
李斯、姚贾唯恐秦王改变主意,将韩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药把韩非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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