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忽必烈“附会汉法”的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
1.建立年号、国号、礼仪制度，南迁都城
公元1260年，忽必烈下诏建元“中统”，采用传统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号纪年。公元1264年，阿里不哥归降后，他又下令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示国家“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同时由刘秉忠、许衡、徐世隆等人采纳中原礼仪制度，定朝仪服色，百官行跪拜礼。迁都中原，也是忽必烈“附会汉法”的重要步骤。大蒙古国的都城原在漠北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忽必烈放弃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设两个都城，升开平(今内蒙多伦县一带)为上都，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并在中都大建宫室和城墙。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中都旧城和新城合称为大都。大都自此成为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和封建职官制度
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曾经草创过一套国家制度，但比中原封建王朝的体制简略。忽必烈令刘秉忠、许衡等人参考前代典章制度，结合当时情况，逐步确立了元朝的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执掌政事，太子真金兼领中书令，实际负责的是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枢密院主管军务，枢密使也由太子兼领，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副使负责实际工作。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掌握对百官的督察，大宗正府则管理蒙古内部事务，在地方上设10道宣抚司(后改为宣慰司)，主持日常军政事务，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负责对下级官吏和百姓的督察监护。这些常设国家机构，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并有一定的赏罚制度，这样就使中央集权大为加强。随着各级国家机构的建立，大批知识分子从政，加强了与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系。同时，忽必烈又采取措施限制诸王勋贵的特权，规定赏赐定例，禁止他们的违例越轨行为，如不许随意使用驿传，不许擅取官物、擅征赋役、擅招民户，使社会得以安定。
3.实行劝农政策
实行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央建立劝导督察农事的机构，先称劝农司，后改称司农司、大司农司，姚枢、张文谦等汉族重臣先后主其事。其职责是“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地方10道宣抚司，规定有劝农的任务。从公元1264年起，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首要标准，对于怠惰者加以惩处。又采取措施整顿户口，招集逃亡，禁止杀戮，保护劳动力，鼓励开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禁止军队占用农田、践毁庄稼，禁止有误农时的劳役等，因而中原地区遭受破坏的农业逐渐得到恢复，使以后对宋的战争获得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第四，尊重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提倡用汉文化教育勋戚子弟。忽必烈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热爱汉族文化传统，招揽儒士，即位以后更大力提倡儒学。公元1261年设立翰林国史院，由儒士王鹗主持，王鹗奏准纂修辽史、金史。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在上都修建孔子庙。同年秋，以曾任京兆提学的许衡为国子祭酒。自此以后，许衡长期在大都主持国子监的教育工作。蒙古诸王勋贵和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为国子生，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三品以上朝官可举荐“民之俊秀者”为陪堂生。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又另立蒙古国子监，蒙、汉两个国子监同时并立。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地的学校也有了恢复和发展。为了使蒙古诸王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忽必烈还别出心裁地命令诸王除有僚属外，还设有专门的“说书官”。这些都有利于汉文化的保存和各级官员素质的提高。
忽必烈“附会汉法”，是以不损害蒙古贵族既得利益为前提的，因此他的革新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坚持民族压迫，防止大权旁落，他在自觉地“附会汉法”的同时，又有意地保留一些蒙古旧制，如食邑制度、蓄奴制度、官商制度、科差制度、军事长官世袭制，以及达鲁花赤(镇守官)的设置等等。在民族关系上规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森严。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后，潜伏着的矛盾逐渐暴露。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独擅朝政的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被杀。阿合马深得忽必烈的宠信，而反对汉法也最力，千户王著奋起而锤杀他。忽必烈晚年趋于消极保守，太子真金继续执行汉法也以夭折而告终。
